萬曆十五年是公元1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黃仁宇開篇即説道"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敍",既然如此，作者又是為何執意將此年份用作書名？作者指出，該年份發生的一些不為史學家注意的小事，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確是"前事之節症、後事之機緣，期間因果，恰為歷史之節點"從這些小事上，也許更能看清楚歷史的真面目，還原一個本的神宗，和神宗統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開篇即為讀者介紹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慶節封賞、見賓閲軍等等活動都是由皇帝親為，並按照嚴苛的禮儀行事。皇帝貴為天子，即為天命所選之人，是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徵，也是全國臣民行動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許多行動也帶有象徵性，不可過分隨性，以亂禮法。
事實上，作為龐大的帝國，要想井而有序地運行，包括皇帝在內的整個人官僚階層都明白，僅依嚴刑峻法是不夠的，甚至是錯誤的。有效的統治必須以"禮"治人，儒家的禮教已實行千年，"禮"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貫徹並非強大行政力量的強制，也不是嚴酷懲罰性後果的威懾，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實行和"上行下效"的學習、模仿。這一系列活動的關鍵人物即是皇帝，這位天選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親"地踐行禮教規範，再由官記錄並撰，傳頌天下以為範。
儘管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掌有至上權利，但皇帝在維持統治的禮教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中以早朝為例，從朱元璋時起就確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動了解國情，行使權力。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後，早朝制度逐漸成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這種百官受累、皇帝厭倦的制度卻又不得不實行，原因即在"禮"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僅百官要遵守，當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訓。
弘治皇帝因宮中失火徹夜未眠，精神恍惚之餘用央求的語氣要求免朝一日，經過大學士們的商議才同意輟朝一日，足見皇帝為"禮"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禮教之態，整個官集團，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員會羣起而攻之，進而矯正，以復規矩，達到合"禮"十七歲的萬曆皇帝因一場縱酒狂歡、恣意而為的遊園鬧劇被認為是有失禮教，皇太后自責督育不足，眾百官齊奏何為之過，甚至皇太后以廢失德之君以立新主為要挾迫使萬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處處受張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為，更不得恣意妄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禮"的規制。但在其成年後，張居正去世時，神宗儘管已經大權在握，卻絕望地發現縱使再無喋喋不休的.張嚴師和皇太后，他依然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獲得突破"禮"的自由，這一點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時。
"立長不立幼"的固化觀念使得整個官階層不懼嚴刑、前赴後繼地反對神宗，使得他連立皇子都不能自己決定，因為不守祖訓即是違背禮教，而不守禮教將會被推向道德的反對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則就必須被官集團牽着走。此時的官集團已經成為禮教的象徵，而在強大的禮教面前，即便貴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為禮教的代言人。
皇帝從禮教中受益，統治全國，同時也為禮教所虜，成為禮教的代言人。沒有禮教，就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而沒有皇帝，禮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實施。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使得皇帝逐步淪為統治帝國的工具，藉助這個工具，官集團可以盡享魚肉百姓之樂，而免受嚴苛禮教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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