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不僅是個出色的政治家，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 那麼他的祕書生涯是如何度過的?
年少才高,初露崢嶸
張九齡(678-740),又名博物,字子壽,諡文獻,唐朝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世稱“張曲江”或“文獻公”。他既是唐玄宗開元時期的一位賢相,為延續盛唐繁榮作出了突出貢獻,又是當時著名的詩人,有《感遇》十二首等名篇傳世。本文着重講解其成長經歷和祕書生涯,以從中感受他的祕書風采,探索唐代祕書工作的真諦。
張九齡自幼聰明異常,7歲時就能作出很好的文章。13歲時,他曾致書廣州刺史王方慶,獲得“此子必能致遠”的稱讚。唐中宗景龍初年(公元708年),張九齡考中進士,被任命為校書郎。校書郎級別雖低,卻“為文士起家之良選”,歷來是文士們孜孜以求的官職。
時唐玄宗在東宮主持國事,讓天下舉薦富有文采的人,並親加策問。張九齡因應答流暢、才思機敏,被任命為左拾遺。唐玄宗即位後,又調張九齡任左補闕。《舊唐書・職官志》載:“補闕、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舉其事狀而薦言之。”此職級別雖低,卻很重要。在這個職位上,唐朝有許多人做出了成績,像之前的陳子昂和後來的白居易等。任職期間,張九齡充分利用了這一平台,積極建言獻策。他曾上書唐玄宗,主張重視地方官人選,糾正重內輕外風氣;選官應重賢能,不循資歷。不妨引述其中的一段欣賞之:
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奸而奮……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眾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幹,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這段建議簡明剴切,氣勢雄偉,一掃當時流行的駢體“偶儷卑弱”的態勢,給人以清新之感。針對當時行政事務日趨繁重,官僚機構運轉與社會需求不相適應的新形勢,張九齡建議提倡名節,嚴格以名節選人用人,形成風氣,以收官員加強自身修養,避免朋黨相爭的目的,可謂頗有見地。由此,可見張九齡才幹之一斑。
張九齡還以辦事公正被推薦主持吏部考試,他嚴格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選人用人,不徇私情,不懼權貴,結果“前後數四,每稱平允”,受到普遍稱讚。由於表現突出,開元十年(722年),張九齡一年之內連升三級,任司勛員外郎。
欣逢伯樂,進入相幕
張説既是宰相,又是當時有名的文豪,對文辭出眾者格外愛慕,張九齡正是以才華突出而被看中。張九齡善作五言詩,他的詩素練質樸,風格清淡,詩意超逸,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等,至今還被吟唱。張説頗為欣賞,稱之為“輕縑素練”,常對人誇獎張九齡的文才説:“後來詞人稱首也。”認為他今後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為文壇領袖。加上張九齡又與張説同姓,進而認為同族,敍為昭穆,結為忘年之交,就特別受到信任和器重。張九齡欣逢知己,“亦依附焉”。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元十一年(723年),張九齡拜中書舍人,正式走進丞相幕府。中書舍人名義上隸屬中書省,關於其職掌,《新唐書・百官志二》載:“(中書)舍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中書舍人級別雖低,但與皇帝、宰相的關係都比較親近,有時能與宰相在政事堂上同席共食,所以地位、作用很重要。張九齡受到重用,踔厲奮發,“中覽霸王説,上徼明主恩”,準備大顯身手,幹出一番事業,以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張九齡一度和玄宗君臣相合,政治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
不過世事難料,由於張九齡剛正不阿、忠於職守、直言不諱,不曲意逢迎、惟命是從的性格和政治鬥爭的複雜,這一職位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高官厚祿,反而是一連串的打擊。
切諫不從,牽連被貶
開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要到泰山舉行封禪典禮。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國事活動,具體組織工作由張説親自負責。按照慣例,封禪大典結束後,玄宗會對活動服務人員推恩頒賞。張説在這件事上動了私心,多安排自己的部屬中書省、門下省的吏員和自己親近的人隨玄宗登山。張九齡負責起草詔令,覺得這種做法不妥,於公於張説都不好,便向張説建言,“官爵者,天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沛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製出之後,四方失望。”並提醒他“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張説認為“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就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張九齡只好服從命令,起草詔書。果不其然,任命詔書一下達,朝廷內外對張説極為不滿。受封的'人之中,就有張説的女婿。當玄宗問及張説的女婿為什麼升遷得如此之快時,有人含蓄地説他藉助了“泰山之力”。“泰山之力”和稱岳父為“泰山”的説法即由此而來。
當時,御史中丞宇文融受玄宗寵信,負責户口田賦工作,然他每次上奏朝廷,張説大多表示反對,這導致他對張説極為不滿。張九齡就勸張説小心行事,“不可不備”,然張説不以為意。結果,宇文融向玄宗彈劾張説“徇私僭移,受納賄賂”,直接導致張説罷相。張九齡也因與張説往來甚密,受到牽連,先改任太常少卿,不久又出任冀州刺史。後來又因“母不肯去鄉里”,改為洪州都督,繼而轉任桂州都督,兼嶺南道按察使。最後又回到京師,並於開元二十一年擔任丞相,這已是後話了。
難能可貴的是,張九齡無論處江湖之遠,還是居廟堂之高,都沒有因生活的磨礪而改變做祕書時形成的光明磊落、直言敢諫的秉性。“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只要有利於國家,有利於社稷蒼生,個人安危得失又算得了什麼?為此,他屢屢建言,又最終因觸怒玄宗而罷相,於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在曲江老家病逝。安史之亂後,唐玄宗奔蜀,想到張九齡當初諫斬安祿山一事,為之流涕,特遣使者前往曲江為張九齡祭奠,並厚恤其家。
張九齡的耿耿忠心、正直人品,終究贏得了理解和尊重,雖然是遲來的。
張九齡從事祕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這段經歷對他“經風雨,見世面”,鍛鍊才幹,最後走上領導崗位,成為一名傑出的政治家有着重要影響。綜觀其祕書經歷,至少可以給我們留下這樣幾點啟示:一定要培養正直、忠誠(主要是對國家和人民,不是對個人)、無私的政治品格,併為此矢志不渝,這是立身之基;一定要鍛鍊才幹,提高參謀服務水平,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也是事業之基;一定要服從領導,這是祕書工作的根本要求,但切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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