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站首頁 文學常識 簡歷 公文文書 文學名著 實用文 人生哲理 作文 熱點話題作文
當前位置:文萃咖 > 現代作家 > 汪曾祺

故鄉的野菜 汪曾祺

欄目: 汪曾祺 / 發佈於: / 人氣:2.71W

汪曾祺是一位文學作家,也是一位美食家,創作很多有關美食的作品,他的作品《故鄉的野萊》,大家知道都寫了哪些內容?

故鄉的野菜 汪曾祺

  

薺菜。薺菜是野菜,但在我的家鄉卻是可以上席的。我們那裏,一般的酒席,開頭都有八個涼碟,在客人入席前即已擺好。通常是火腿、變蛋(松花蛋)、風雞、醬鴨、油爆蝦(或嗆蝦)、蚶子(是從外面運來的,我們那裏不產)、鹹鴨蛋之類。若是春天,就會有兩樣應時涼拌小菜:楊花蘿蔔(即北京的小水蘿蔔)切細絲拌海蜇,和拌薺菜。薺菜焯過,碎切,和香乾細丁同拌加姜米,澆以麻油醬醋,或用蝦米,或不用,均可。這道菜常摶成寶塔形,臨吃推倒,拌勻。拌薺菜總是受歡迎的,吃個新鮮。凡野菜,都有一種園種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

薺菜大都是涼拌,炒薺菜很少人吃。薺菜可包春捲,包圓子(湯糰)。江南人用薺菜包餛飩,稱為菜肉餛飩,亦稱“大餛飩”。我們那裏沒有用薺菜包餛飩的。我們那裏的麪店中所賣的餛飩都是純肉餡的餛飩,即江南所説的“小餛飩”。沒有“大餛飩”。我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館吃過這一家的一道名菜:翡翠蛋羹。一個湯碗裏一邊是蛋羹,一邊是薺菜,一邊嫩黃,一邊碧綠,絕不混淆,吃時攪在一起。這種講究的吃法,我們家鄉沒有。

枸杞頭。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場小雨之後,就可聽到叫賣枸杞頭的聲音。賣枸杞頭的多是附郭近村的女孩子,聲音很脆,極能傳遠:“賣枸杞頭來!”枸杞頭放在一個竹籃子裏,一種長圓形的竹籃,叫做元寶籃子。枸杞頭帶着雨水,女孩子的聲音也帶着雨水。枸杞頭不值什麼錢,也從不用秤約,給幾個錢,她們就能把整籃子倒給你。女孩子也不把這當做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

自己去摘,也不費事。一會兒工夫,就能摘一堆。枸杞到處都是。我的小學的操場原是祭天地的空地,叫做“天地壇”。天地壇的四邊圍牆的牆根,長的都是這東西。枸杞夏天開小白花,秋天結很多小果子,即枸杞子,我們小時候叫它“狗奶子”,因為很像狗的奶子。

枸杞頭也都是涼拌,清香似尤甚於薺菜。

蔞蒿。小説《大淖記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我在書頁下面加了一條注:“蔞蒿是生於水邊的野草,粗如筆管,有節,生狹長的小葉,初生二寸來高,叫做‘蔞蒿薹子’,加肉炒食極清香。……”蔞蒿,字典上都注“蔞”音樓,蒿之一種,即白蒿。我以為蔞蒿不是蒿之一種,蔞蒿掐斷,沒有那種蒿子氣,倒是有一種水草氣。蘇東坡詩:“蔞蒿滿地蘆芽短”,以蔞蒿與蘆芽並舉,證明是水邊的植物,就是我的家鄉所説“蔞蒿薹子”。“蔞”字我的家鄉不讀樓,讀呂。蔞蒿好像都是和瘦豬肉同炒,素炒好像沒有。我小時候非常愛吃炒蔞蒿薹子。桌上有一盤炒蔞蒿薹子,我就非常興奮,胃口大開。蔞蒿台子除了清香,還有就是很脆,嚼之有聲。

薺菜、枸杞我在外地偶爾吃過,蔞蒿薹子自十九歲離鄉後從未吃過,非常想念。去年我的家鄉有人開了汽車到北京來辦事,我的弟妹託他們帶了一塑料袋蔞蒿薹子來,因為路上耽擱,到北京時已經焐壞了。我挑了一些還不及爛的,炒了一盤,還有那麼一點意思。

馬齒莧。中國古代吃馬齒莧是很普遍的,馬莧與人莧(即紅白莧菜)並提。後來不知怎麼吃的人少了。我的祖母每年夏天都要摘一些馬齒莧,晾乾了,過年包包子。我的家鄉普通人家平常是不包包子的,只有過年才包,自己家裏人吃,有客人來蒸一盤待客。不是家裏人包的。一般的家庭婦女不會包,都是備了面、餡,請包子店裏的師傅到家裏做,做一上午,就夠正月裏吃了。我的祖母吃長齋,她的馬齒莧包子只有她自己吃。我嘗過一個,馬齒莧有點酸酸的味道,不難吃,也不好吃。

馬齒莧南北皆有。我在北京的甘家口住過,離玉淵潭很近,玉淵潭馬齒莧極多。北京人叫做馬莧兒菜,吃的人很少。養鳥的拔了喂畫眉。據説畫眉吃了能清火。畫眉還會有“火”麼?

蓴菜。第一次喝蓴菜湯是在杭州西湖的樓外樓,一九四八年四月。這以前我沒有吃過蓴菜,也沒有見過。我的家鄉人大都不知蓴菜為何物。但是秦少游有《以蓴姜法魚糟蟹寄子瞻》詩,則高郵原來是有蓴菜的。詩最後一句是“澤居備禮無麋鹿”,秦少游當時蓋在高郵居住,送給蘇東坡的是高郵的土產。高郵現在還有沒有蓴菜,什麼時候回高郵,我得調查調查。

明朝的時候,我的家鄉出過一個散曲作家王磐。王磐字鴻漸,號西樓,散曲作品有《西樓樂府》。王磐當時名聲很大,與散曲大家陳大聲並稱為“南曲之冠”。王西樓還是畫家。高郵現在還有一句歇後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王西樓有一本有點特別的著作:《野菜譜》。《野菜譜》收野菜五十二種。五十二種中有些我是認識的,如白鼓釘(蒲公英)、蒲兒根、馬欄頭、青蒿兒(即茵陳蒿)、枸杞頭、野綠豆、蔞蒿、薺菜兒、馬齒莧、灰條。江南人重馬欄頭。小時讀周作人的《故鄉的野菜》,提到兒歌:“薺菜馬欄頭,姐姐嫁在後門頭”,很是嚮往,但是我的家鄉是不大有人吃的。灰條的“條”字,正字應是“藋”,通稱灰菜。這東西我的家鄉不吃。我第一次吃灰菜是在一個山東同學的家裏,蘸了稀面,蒸熟,就爛蒜,別具滋味。後來在昆明黃土坡一中學教書,學校發不出薪水,我們時常斷炊,就擄了灰菜來炒了吃。在北京我也摘過灰菜炒食。有一次發現釣魚台國賓館的牆外長了很多灰菜,極肥嫩,就彎下腰來摘了好些,裝在書包裏。門衞發現,走過來問:“你幹什麼?”他大概以為我在埋定時炸彈。我把書包裏的灰菜抓出來給他看,他沒有再説什麼,走開了。灰菜有點鹼味,我很喜歡這種味道。王西樓《野菜譜》中有一些,我不但沒有吃過,見過,連聽都沒聽説過,如:“燕子不來香”、“油灼灼”……。

我的家鄉本是個窮地方,災荒很多,主要是水災,家破人亡,賣兒賣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時就見過。現在水利大有改進,去年那樣的特大洪水,也沒死一個人,王西樓所寫的悲慘景象不復存在了。想到這一點,我為我的家鄉感到欣慰。過去,我的家鄉人吃野菜主要是為了度荒,現在吃野菜則是為了嘗新了。喔,我的家鄉的野菜!

周作人和汪曾祺同題作文《故鄉的野菜》對比賞讀

周作人所寫《故鄉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許多人都知曉。後來,汪曾祺作了一同題文章(1992年),記述自己家鄉的野菜(周為浙江紹興人,汪為江蘇高郵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於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齋的`影響不在少數,及至晚年,他拿來苦雨齋之同題作文,是一種致敬,抑或未明言的遊戲式的“比賽”,我們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猜測,但從中透出的文脈之綿延與變數,卻是頗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學趣味受廢名、沈從文的浸染,而文化趣味更多來自於周作人、俞平伯一脈。從前後兩篇《故鄉的野菜》中可看出,他們對民俗謠曲、野史雜記興味濃厚,多所點染。周作人引浙東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汪曾祺回憶兒時聽到的叫賣聲,“賣枸杞頭來!”又引家鄉歇後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周作人徵引《西湖遊覽志》、《清嘉錄》中關於薺菜花的記載,汪曾祺徵引《以蓴姜法魚糟蟹寄子瞻》中的蓴菜記錄、《野菜譜》中各種野菜的記錄。

周作人寫小品文,學術味道極濃,因其本質為學問家、愛智者,其學識由散文的形式表現而已;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歷練不及苦雨齋,但其特出之處在於文字的靈動鮮活,多小説的筆法,畢竟他本是小説家(汪的許多小説、散文的界線模糊,因為他不認為兩種文體必須涇渭分明)。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即使寫野菜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無改其氣質。而汪曾祺的描寫,如“枸杞頭帶着雨水,女孩子的聲音也帶着雨水。枸杞頭不值什麼錢,也從不用秤約,給幾個錢,她們就能把整籃子倒給你。女孩子也不把這當做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語調温婉,且極具畫面感,這是在苦雨齋筆下不會出現的。

周作人的白話文很耐讀,有澀的感覺,因為他喜歡時時夾雜文言的成分。汪曾祺與之相比,文字是極白的,簡直就是大白話(除去從古籍裏來的引文),但我們讀之,覺得耐讀,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賣枸杞頭的幾句,每句話都很“白”,不過連在一起,卻很有味道,是有意藴的底子的。這其實和苦雨齋異曲而同工,都有着對古漢語的極度熟稔。苦雨齋用文言改造白話,句子的結構、段落的文義關聯,乃至字詞的選擇,都有脱胎換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幾乎用純白話,但這白話卻非簡單的、拉拉雜雜的口語,是對漢語言苦心孤詣提煉所成,他曾用川菜裏的“開水白菜”做比,其“湯清可以注硯,但是並不真是開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雞湯”。

汪曾祺寫小説,寫散文,亦寫了不少文論文字(輯為《晚翠文談》),對自己的師承及所受影響多有談論。如外國的契訶夫、阿左林,中國古代的歸有光,現代的魯迅、沈從文、廢名,這些説法自然是不錯的,或明或暗的影響我們稍加註意的確可感受到。不過,他極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師承方面似避免談及,只在別的文章裏涉及過苦雨齋(如給廢名小説選集寫的序《萬壽宮丁丁響》)。我想,這多半可歸結為政治原因,1949之後的頭三十年,周顯然是禁忌(其出版書籍亦須換個名字),而改革開放之後,周的著作出版及評價雖在慢慢解凍,但仍爭議紛繁,現實的與心理的阻力還是很大的。汪曾祺應該很早就讀過苦雨齋的書,且年紀及長,趣味與之愈加接近,影響想來是不可避免的。《萬壽宮丁丁響》寫於1996年,其時的文化環境已算是寬鬆,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不知是不是一種委婉的表示?自然,寫《故鄉的野菜》同題文章,其方式更為直截了當。

論學問,汪曾祺遠不及周作人,當然他也從未想在學問上追摹前輩。周作人之於希臘學、日本文化、兒童研究、婦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開拓式人物,影響不僅在當時,於後世亦延綿不絕;汪曾祺讀書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讀書,偏好性明顯,如筆記、方誌、遊記、畫論,關於風物民俗草木蟲魚的書等等,《夢溪筆談》、《容齋隨筆》甚至《宋提刑洗冤錄》,都是他的喜好。在讀雜書這一點上,兩人是共通的,不過苦雨齋學問更為廣博,思想亦更為渾厚。置諸文章寫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處是文學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幷蓄的學問雜拌兒,倒創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來。比如這一段:“馬齒莧開花,花瓣如一小囊。我們有時捉了一個啞巴知了—知了是應該會叫的,捉住一個啞巴,多麼掃興!於是摘了兩個馬齒莧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馬齒莧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適,一撒手,這知了就拼命往高處飛,一直飛到看不見。”這是閒筆,而好看亦好看在此處。

文化傳統的中斷或接續,似是一個嚴重的話題。其實自苦雨齋至汪曾祺的文章來看,更有温潤的色彩在,一股潛流在地下靜靜流淌,多年不絕,值適宜的境遇,重獲新機。文化之“化”,非短時間可為,是潤物無聲、潛移默化之果。汪曾祺曾引用托爾斯泰稱道的一句話,“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裏”,或可移來用作一種隱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