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儒家最早創立，墨家繼儒家而起，中國但卻是儒家的激烈反對者。戰國時期儒、墨並稱顯學，二者之間進行了長期的激烈爭辯。正是因為墨學的這一反對者特質，戰國以及後世儒家對墨學進行了持續批判，雖然唐代韓愈、清代汪中都曾表現出對墨學的包容態度，然而這僅是空谷足音而己。隨着漢代之後儒學受到官方支持，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作為儒學對立而的墨學自然受到絕大多數儒家士人的歧視，有陷入萬劫不復境地之勢。
然而，這種情況在近現代時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對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的時代使命，儒學有些力不從心，地位逐步下降。至新文化運動時期，儒學甚至被當成導致中國落後的重要原因，儒學獨尊的“孔家店”被視為需要打倒的對象。儒學的地位一落千丈。
而與此相對照的是，墨學的價值被重新發掘，受到孫治讓、中國知網論文檢測梁啟超等有識之士的推崇，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涅渠重生，又一次成為顯學。特別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吳虞、易白沙、胡適、高一涵等人進行了大量的儒、墨比較，揚墨抑儒，將墨學當作“打倒孔家店”的重要武器。因此，在民國建立後的一段時間內，墨學的聲勢之大，甚至壓倒儒學。
二、墨學與西方文化同質
晚清以來，許多儒家士大夫將西方科技視為奇技淫巧。這一現象表明，正統儒學在與西方文化接觸的時候產生了很多抵梧衝突。與此相反，墨學之所以能夠在近現代時期復興，最重要的原因是其能夠與從西方傳入的近現代科學、民主、博愛等文化要素產生呼應。墨學中藴含的科學、民主等因素被晚清民國時人發掘出來，被認為與西方文化同質。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鄒伯奇、陳I}、黃遵憲、薛福成、譚嗣同、王闔運等人甚至產生了西方科技源於墨學、基督教源於墨學等觀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民國新儒家在看待墨學時，也注意將其與西方文化聯繫起來，用西方文化來解釋墨學，將墨學作為中國文化中與西方文化具有同質性的'存在，即作為西方文化的中國代表。與此相反，民國新儒家又往往將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這樣，在民國新儒家看來，儒、墨的不同，即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與晚清以來注重發掘墨學科技、邏輯學價值的傳統相似，民國新儒家也從科技、邏輯學的角度將墨學與西方文化聯繫起來。如牟宗三即雲，墨家“有數學、物理學之知識，讀《墨經》者可以知之”。而在這一傳統思路的基礎上，民國新儒家還以新傳入的杜威的實驗主義理論來看待墨學。這主要是受胡適的影響。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認為，與儒學將義、利相對立，不喜言利相反，墨學頗具“應用主義”、“實利主義”，即實驗主義的性質。胡適對墨學的這一認識，被民國新儒家廣泛接受，被當作墨學與西方文化的重要相似點，而儒、墨在這一點上的不同，也被視為中、西文化的重要區別。
三、墨學與西方文化同弊
傳統儒家批評墨學，以孟子和荀子最具代表性。荀子在《富國》、中國《樂論》等篇中集中批評了墨家的節用、節葬、非樂等思想。而孟子闢墨，希望從根本上批駁、排斥墨學，對後世儒家更是影響深遠。孟子曾批評墨者夷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的兼愛學説為“二本”，認為“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是禽獸也”，將墨學視為“邪説”、“淫辭”，以“距楊墨”、“息邪説”、“放淫辭”為己任。民國新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傳統儒家闢墨的態度。比如，梁漱溟非常贊同荀子對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的批評。他對韓愈“儒、墨為用”的調和儒、墨的觀點提出質疑説:“(韓愈)自以為可以上繼孔孟，其實直不算數的。看他文集裏《讀墨子》一篇，有什麼‘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話，可見他心裏毫無所得。馮友蘭認為孟子闢楊墨，“非隨便謾罵”，又贊同孟子和朱熹批評墨家兼愛説為“無父”、“二本”、“千萬本”的説法。
然而與傳統儒家不同，民國新儒家在批評墨學時，往往將墨學與西方文化相提並論，認為二者的弊端相似，一同加以批判。這一點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比如梁漱溟常常將墨學與西方文化連稱，認為二者都不如儒學。他批評康有為《大同書》説其“滿腹貪羨之私情，而見解與墨子、西洋同其淺薄”。他又説:“我總覺得墨子太笨，我總覺得西洋人太笨，而中國自黃帝至周公孔子幾個人太聰明。具體來説，民國新儒家即主要從功利主義、實利主義的角度批評墨學，重點批評了墨家節用、節葬、非樂學説。
四、墨學的價值
雖然民國新儒家對墨學的評價總體上不如儒學，對墨學頗多批判，但是與傳統儒家將墨學視為異端邪説、洪水猛獸的基本態度不同，他們對墨學的肯定力度之大是空前的。可以説，他們對西方文化科學、民主等價值的認同，也決定了他們對墨學的認同度。他們主張在中西文化比較中以中國儒學為主，吸收融和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取長補短，從而創造一種世界性的文化;那麼不難由此推論，在儒、墨關係上，他們也就自然提出以儒為主來融和墨學精華的主張了。這一主張主要就是肯定了墨家科技、邏輯學成就的價值。
民國新儒家認為墨學與西方文化同質，同具功利主義性質，他們由此認為，墨學的相關內容的存在，足以證明中國文化中曾經有類似西方科技、邏輯學等的因素，只不過這些因素沒有發展成為像西方科技、邏輯學等那樣的近現代類型。比如張君動説:“《墨經》、《小取》、《大取》與夫名家之堅白異同論，可謂吾國論理之發端，惜乎此僅具之論理學，自此以後竟湮沒而不彰也”。牟宗三説:“吾將名家與荀子連在一起，旨在明中國文化發展中重智之一而，並明先秦名家通過《墨辯》而至荀子，乃為一系相承之邏輯心靈之發展，此後斷絕而無繼起之相續為可惜。既然中國文化中曾經存在墨學這樣與西方科技、邏輯同類的因素，那麼在今日中國文化以儒學為核心來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墨學一定可以起到積極作用，這是墨學的最大價值。牟宗三對斯義的發揮最完備。
五、結語
總之，民國新儒家雖然能夠不依傍西方文化而給予墨家兼愛學説及墨子犧牲救世精神以高度評價中國，但是他們對墨家節用、節葬、非樂學説的批評，對墨家科技、邏輯學內容價值的肯定，都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物進行的。當下儒學趨向復興，重要背景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顯著上升，這與民國新儒家所處的西方文化強勢的大環境恰恰相反。民國新儒家以西方文化觀照墨學的視域中，墨學儼然就是西方文化的中國化身。這一對墨學看法的不合理之處早己為越來越多的學者們所認識。今天對儒學和墨學，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説和評價，不應該再像以往那樣為西方的強勢話語權所主導，不應該再以西方文化為最終歸宿和最高參照標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取捨剖割，不依傍他者，用中國話語來敍述儒學和墨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本真，進而以自信的心態平等地與西方文化進行對話，這是時代對我們提出的新的課題。
另外，更加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雖然民國新儒家肯定了墨家的邏輯學、科技成就，對兼愛説和墨子犧牲救世精神也有很高評價，但是不能忽視的是，他們的這一觀點，並沒有完全擺脱門户之見、派別之爭的性質。他們儒體墨用的觀點，是以儒學的單打獨鬥和一枝獨秀，也不可能是儒學凌於其他各家學説之上。以兼容幷包的精神，以博大的心胸，平等對待各種理論學説，允許百家爭嗚，避免一言堂或思想統一，才能更好地建設我們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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