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民俗學意識與風情風物描寫的內在關聯兩個層面分析了民俗學意識中的城鎮小説文化創作意識、小城鎮小説的風情風物描寫與民俗學意識。
一、民俗學意識中的城鎮小説文化創作意識
新時期小城鎮風情風物描寫有着比較透徹的民俗學意識維繫。新時期小城鎮小説中的民俗學意識同樣經歷了一個由“無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過程。《水葬》《慘雰》《菊英的出嫁》等作品含有一定的民俗學描寫，被視為現代文學階段民俗描寫的代表作，《水葬》等作品的作者對於客觀的民俗的關注是一種無意注意，作品的整體描寫並非從民俗學角度切。“京派作家”如沈從文、廢名他們的創作有着豐富的民俗學內涵，但是他們並非具有清晰的民俗意識，筆者認為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的鄉風民俗描寫是指向鄉村鄉土，而不是鄉風民俗本身，他們並無意發掘鄉風民俗的深層內涵，而是構建與都市對峙的世外桃源，虛擬寄寓。京派文化作家們的描述的人文景色，如古代猶存的“邊城”、恬靜的“竹林”、古樸的“河上柳”、靜謐的“桃園”、菜畦城垣等，以及筆下冰清玉潔或古道熱腸的人物，如“翠翠、三姑娘、琴子、陳老爹”等。但這些闡述並不是用於展示風物風情之異，而是為了反對工業社會的騷亂，用來抵制”資本主義文明”的侵入。很明顯，作家們的整體闡述不是指向民風鄉俗本身，不是構造作品的民俗學內容，不是參照民俗學事項本身，不是揭示民風鄉俗的文化底藴，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家園和作為心理鄉土的鄉村。正因為沈從文、廢名等作家的風俗民情闡述不是指向風俗民情本身，而是鄉村鄉土，所以我們明確的認為他們的風俗民情描寫不是完全出自民俗學視角，他們的描寫暫時還沒有得到民俗學意識的支撐，或者可以説他們的民俗學意識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我們認為，當代文學創作的"有意注意。的民俗學意識普遍出現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意注意”的民俗學意識的普遍出現，受到許多因素的驅動，如“文化熱”、西方文化學思想湧人、“尋根”思潮的勃興、工業時代到來、傳統風俗在時代背景中的蜕變與磨蝕等等。作家們開始有意識的考察民俗事項，有意識地發掘民俗事項下所藴藏的文化素質是民俗學意識支撐新時期文學創作的顯著標志。在許多作家筆下，民俗本身成為觀感對象，在許多情況下，民俗事項被意象化。到了80年代初期，王安憶的《小鮑莊》、韓少功的《爸爸爸》、鄭義的《老棒子酒館》等作品展示自己的民俗學角度，帶有某種幽雅的誇張成分。隨着時間的延續，他們的民俗學意識開始慢慢走向深刻。舉例、民俗和地區的關係、文化與文化圈和民俗鄉民的關係、文化與生態、民俗等這些話題開始引起部分作家的關注。像莫言的《紅高粱》從地域、文化傳承、經濟等角度發掘了民俗民風背後久遠的民族性格基因，解讀了高密鄉剽悍剛烈的民風。《那五》《俗世奇人》《白鹿原》《小巷人物誌》《馬橋詞典》等作品的產生，也揭示着民俗學意識的新發展有意注意的民俗學意識已經成為一種創作意識。在這一創作意識的指引與帶動下，作家們能夠進行更深層次的文化底藴的發現和沉思的文化考慮。
二、小城鎮小説的風情風物描寫與民俗學意識
“有意注意”的民俗學意識的產生，標誌着民俗學意識的“成熟”，文學創作的`民俗學意識的“成熟”，對小城鎮風情風物描寫影響深遠，我們認為，“有意注意”的民俗學意識對小城鎮敍事的民俗學描寫的最大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意注意"使小城鎮風情風物在部分作家的作品中成為相對獨立的描寫對象，在。自覺。的民俗學意識的引導之下，出現了以小城鎮風情風物為核心描寫對象的作品和以小城鎮風情風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家以小城鎮風情風物為核心描寫對象的作品，一般將“風俗審美”當成全部的創作主旨，刻意展示小城鎮的風情風物，這類作品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出自汪曾祺、林斤瀾等少數作家之手，進人21世紀後這類作品大量出現例如，鍾秀靈的《小城人物》着重展示依山傍水的三峽小城昨天的純樸民風與特殊物產，孫方友小鎮人物。系列中的部分作品既寫“人情”又寫"風物。馬克思曾經説"對於非音樂的耳朵，最美的音樂也沒有意義。對於小城鎮風俗風物描寫而言，只有能發現小城鎮風俗風物存在價值的眼睛，才能發現小城鎮風俗風物的存在及其獨特性“有意注意”的民俗學意識對小城鎮民俗學描寫的另二重大影響，是小城鎮風情風物描寫成為小城鎮敍事小説審美構成的重要元素。在民俗學意識成為。自覺意識之後，作家有意識地運用特定的風俗、風尚、風物來承載自己的風俗審美體驗，此時，小城鎮風情風物在作家筆下發揮着隱喻時代風尚、聚焦文化變遷、承載文化內涵等敍事功能。有時，作品中的風情風物描寫，似乎是不經意的，但這些描寫有着豐富的內涵和集中的指向。例如，在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中，我們能看到這樣一些似乎很隨意的風情風物點綴。"更多的髮廊冒出來，俅温州髮廊、深圳髮廊。這些描寫。散佈"在作品中，或展示小城深層的文化底藴，或揭示風尚的蜕變，或緬懷一個遠逝的時代，或抒發作者的文化感傷，風情風光描寫發揮着多種敍事功能，"自覺。的民俗學意識支配者作者的風情風光描寫。在民俗學意識。自覺"之後，創作主體常常通過民俗來寄託深層次的文化思考，在理性民俗學意識的推動下，創作主體會採用不同方式構造民俗事項與文化思考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其中意象化是民俗或民俗事項意象化，最常見的手段，意向的主觀之意與客觀之像有機結合，無論是精神民俗或物質民俗都可以成為負載主觀之意的像，即作家對民俗或民俗意識的符號化處理之後，都可成為具有所指功能的能指。人類製造的作品、製作作品的過程和製作的人，是物質民俗學的三個最關注對象。傳統手工業產品、工藝生產流程及手工業者本身，確實是物質民俗學的最關注對象。在作家孫方友的小城鎮民俗敍事中，這些關注對象就是一項反覆出現的集合意象。《曾家膏藥》《劉家果鋪》《馬家茶館》《胡家燒餅》《雷家炮鋪》等眾多作品有“作品”“過程”和“人”這三個“描寫點”。在作品中，手工業者本身、傳統手工業產品以及工藝生產流程，三者構成了一個集合意象。這個集合意象負載的是作者對大工業時代的拒斥與悚懼，對一個已經遠逝的時代的緬懷。隨着大都市的不斷擴大和鄉村在城市化背景中的演變，小城鎮的第三種社會特點日趨明顯，於是，那些打上了地域印章的小城鎮風物鄉情及獨有的民俗生存進人了作家們的視線。民俗或民俗事項的意象化，是作家們對小城鎮傳統風俗存在價值的深刻認識的外在表現。此外，作家們對那些曾經被否定、被“批判”的“遺風”“遺俗”的肯定或重新甄別，也體現了作家們認識的深化。當然，我們在討論。有意注意。的民俗學意識對小城鎮民俗學描寫的重大影響時，不可忽略小城鎮意識的覺醒這一大前提只有在作家有意識地將小城鎮當成特定的審視對象之後，小城鎮風情風物描寫才有可能成為相對獨立的描寫對象，小城鎮風情風物才有可能成為小城鎮敍事小説審美構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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