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以來，隨着《史通》的漸次傳佈，一些學者相繼對《史通》進行了校對、撮要、評論和註釋，掀起《史通》整理和研究的熱潮。在較多整理和研究《史通》的學者中，浦起龍所著《史通通釋》是《史通》註釋本中影響最大的一部。正如傅振倫先生所云:“注《史通》者，此最後出，用力又最勤，引據詳明，世稱博洽。”迄今學界對浦起龍及其《史通通釋》尙缺乏深入的研究，對浦氏史論的研究更是無人問津。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探研。
一
浦起龍(1679—1762)，字二田，江蘇金匱(今無錫)人。晚年自號三山傖父或三山傖叟，學者稱之為三傖先生。浦氏出生於金匱一個窮困的書香門第，史稱:“公家甚貧，書甚富，口甚拙，手甚敏，待人甚厚而校書甚嚴，故於《左》、《史》、漢魏六朝、三唐宋明諸著作，旁及釋典、道藏、天人律歷、形勢建革，上下古今，皆嘗窺其端緒，而究其指歸。”又稱:“公自束髮就傅而迄乎杖鄉(案:指60歲)、杖國(案:指70歲)、杖朝(案:指80歲)，伏處蓬茅而及乎服官羈旅，晦明風雨，無不載書以行，是迨好之、樂之，而不啻其性之也。”可見他雖出身貧窮，但家中藏書甚多。他不僅藏書，而且嚴於校書，樂於讀書。他涉獵的書籍，遍及經史子集、佛經、道藏、天文地理，是一個非常勤奮的博學之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考中舉人。雍正八年(1730年)以二甲十六名的成績考中進士，而此時他已是52歲。中第後曾選授揚州府學教授，因其丁父憂而未能赴任。後應雲貴總督尹繼善的邀請，去雲南擔任五華書院山長。三年後回鄉，居家三年後任蘇州紫陽書院教授。浦氏在蘇州前後呆了六年，因被排擠，辭職回鄉，此後一直賦閒在家，從事著述和講學。史稱:“公晚年聲名達九重，歷掌五華、紫陽書院，與鉅公相過從，一時秀異之士鹹出門下。”
浦氏勤於筆耕，先後著有《讀杜心解》、《古文眉銓》、《三山老人不是集》、《釀蜜集》、《史通通釋》等。後人評價其著述“莫不別開生面，發人所未發，又非炫異矜奇，而適得廬山真面。宜乎，書一出而上達宸聰，風行海內，即榕門(案:指曾任東閣大學士陳宏謀)、牧園(案:指曾任內閣大學士翁方鋼)、復初(案:指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湖南督學吳大受)、歸思(案:指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的沈德潛)諸鉅公，見之亦頓首至地曰:‘真不愧為讀書人也’。”可見其人與著述影響之大。
二
浦氏的史學代表作為《史通通釋》。他最早接觸《史通》大約在乾隆初年。他自稱:“先是己未(1739年)代匱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粗過，旋捨去。乙丑(1745年)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傖父方手裒亂帙，鹹笑以謂書生習氣，老殢故紙猶昔耶?”可見其在歸鄉後，仍然致力於古書的整理。浦氏最初接觸的所謂“春風亭本”，即為明大梁王惟儉《史通訓故》本。該書是王惟儉在註釋《文心雕龍》後，仿注《文心雕龍》的體例對《史通》進行校勘、註釋的。浦氏稱其“糞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訛焉何正，脱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徹也。”這裏所説的“諸評”，應指成書於萬曆之季李維楨的《史通評釋》、郭孔延續寫的《史通評釋》等。四庫館臣評論李氏之書雲:“維禎所評，不出明人遊談之習，無足置論。”認為郭孔延所釋“較有引據，而所徵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頗有舛漏。”黃叔琳也稱郭書“援引踳駁，枝蔓無益，又疏於考訂，每多訛誤。”浦氏認為王惟儉的《史通訓故》能夠摒除李、郭兩書之弊，然卻匿其所善，很難達到解惑、正訛、補闕之目的`。他指出:“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樑，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太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瞀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認為劉知幾《史通》文字沿用齊樑的駢文形式，所依據各書已大半亡佚，所建立的史書編纂準則，因其繁複宂長的表述形式而使人迷惑。為其註釋必須做到“躡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窾，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為此，他先後參考了王惟儉《史通訓故》、李維楨、郭孔延的《史通評釋》，博採旁搜，於乾隆十二年(1747年)撰成《史通通釋》初稿。次年得北平黃叔琳《史通訓詁補》，互證若干條，又經多次修改，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梓行。
《史通通釋》首先對《史通》進行校勘正訛的工作。蔡焯敦指出:“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也。”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訛文，比如“烏孫”而訛為“烏孤”，“文王”而訛為“文丁”等。二是倒文，如“文省”而曰“省文”，“朔方”而曰“方朔”，“武宣”而曰“宣武”等。三是脱文，如“昭後略”漏“昭”字，“言學者”漏“言”字，“楚、漢列國”漏“國”字等。四是衍文，如“名班祚土”，“班”下衍“爵”字，“以其類逆”，“逆”下衍“者”字等。大約文字之失有二百二十多處，浦氏一一予以訂正。在訂正文字之失時，“其刊去者仍注見之，不沒舊本。”此外浦氏還糾正了《史通》中的錯簡、倒句等現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浦氏在校讎的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主觀臆斷，肆意改竄史書原文的現象。
其次採用釋、按、證釋、證按、夾釋、雜按等六種形式對《史通》進行註釋。所謂“釋”，即“析節而疏其義”也。如《史通·二體》雲:“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蓋荀悦、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浦氏釋雲:“已上總為二體標出原委大意。言自得左、馬分創，史家千古宗之。”指出《史通》以《左傳》、《史記》分別為編年體和紀傳體之祖，史書體例，至此基本完備。後世荀悦《漢紀》、張璠《後漢紀》是仿效《左傳》編年體的，班固《漢書》、華嶠《漢後書》是仿效《史記》紀傳體的。《左傳》和《史記》均為後世史家所宗仰。
所謂“按”，亦即“釋”也。“既釋以辨之，覆按以會之。”“按”語往往放在《史通》正文章節後。如《史通·六家》評論《史記》記事:“疆域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敍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認為《史記》記家國之政，敍君臣一時之事，則分散在紀、傳、書、表各篇之中。造成“胡、越相懸”、“參、商是隔”，加之其敍事“多聚舊記，時採雜言”，造成語言的繁複。浦氏對此按曰:“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識利病之言。聞人通患，率在誇多，代遠文龐，荒誕滋熾。……《史通》蓋為《通史》、《科錄》蕪編紛出，濫觴實由司馬，故重誡之。其別家於班，正復為此。評者不察，認是詆諆遷史，誤矣。”認為此節批評《史記》紀傳體通史體例的缺失，意在警醒後來史家在撰寫紀傳體通史著作時，在力求克服紀傳體史書自身存在的弊病的同時，要防止像吳均等所撰《通史》、元暉雅所撰《科錄》那樣“蕪編紛出”，力求言語精煉，行文簡潔。
和此前王本、黃本一樣，浦氏把訓釋的重點放在“證釋”即“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上。以《史通通釋》“直書篇”為例，在正文之後一方面交待文中用語的出處，如“直如弦四句”註明“《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另一方面則引用史書的材料註明諸如“董狐”、“書崔弒”、“述漢非”、“崔浩犯諱”、“渭曲見屈”、“雲台取傷”等人物或事件的詳情。
浦氏《史通通釋》是目前最為流行的註釋本之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引據詳明，足稱該洽。”楊明照也稱其“徵事數典，頗稱詳贍”。但其中難免出現漏釋、釋錯、釋而不詳等問題。如《史通·曲筆篇》雲:“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後誣; 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浦氏注曰“不詳”。又云:“按:《困學紀聞》雲: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蹟湮沒多矣。然則蜀老事，王氏亦未有所考也。”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指出:浦氏“定為無考，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陽伽藍記》，蜀老事出《魏書·毛修之傳》。”因此後來有陳漢章作《史通補釋》，楊明照作《史通通釋補》以彌補其缺漏，訂正其錯誤。
浦氏還著有讀書札記《釀蜜集》。“其間經誼史裁，天文地理、兵陣算術暨字學、詩學之屬，凡諸繁賾，靡不賅備。”被學者稱為“有用之書”。該書的命名，實也反映浦氏治學之勤篤。正如陳開驥所云:“先生之為學，猶蜂之於華，擷菁英，去糟粕，醖釀既深厚，然後吐而為蜜，其勤篤如此。”
總而言之，浦起龍在讀史和註釋《史通》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史學評論。雖然其中有些史論缺乏新意，但由於評論的角度與前人有所不同，因此仍能給後人不少的啟迪。其中關於劉知幾和《史通》的評論，則多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為《史通》的研究起着“導乎先路”的作用。但浦氏史論中也不乏武斷和偏頗之處，這是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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