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黃帝內經》是我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也是第一部冠以中華民族先祖“黃帝”之名的傳世鉅著。
2000年前的秦漢時期，是我國醫學寶庫中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總結了春秋至戰國時期的醫療經驗和學術理論，並吸收了秦漢以前有關天文學、歷算學、生物學、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運用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論，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醫藥學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源泉。其醫學理論建立在我國古代道家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反映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黃帝內經》包括《素問》81篇和《靈樞》81篇，各9卷。它分別從陰陽五行、天人相應、五運六氣、臟腑經絡、病機、診法、治則、鍼灸等方面，結合當時哲學和自然科學的成就，作出了比較系統的理論概括和認識。迄今在診治學上仍具有指導意義。
《黃帝內經》把人的形體和精神看作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的統一整體，認為人的形體病變可以影響精神，精神的狀況又可以影響形體的病變，同時人體又是與外界環境(自然、社會)緊密相連的;人體必須與外界環境取得平衡，按照自然界的變化來調節飲食起居和精神活動，前者為“形神合一”觀，後者則為“天人相應”觀，二者充分反映了《黃帝內經》中的“整體恆動觀”，是其所主張的兩個基本觀點。
“形神合一”觀，形神問題即身心關係問題。《黃帝內經》一方面認為形為神之本。“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即神必須依附於形體才能存在，且其功能也只有在身體健康時才能正常發揮，這是符合唯物主義思想的。另一方面認為神為形之主。神本於形，同時也反作用於形。“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説明“神”可以直接影響“形”，決定“形”的存亡。正因為神為形之主，所以神在病因、治療、防病、養生方面才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心怵惕思慮，則傷神，傷神則恐懼自失，破胴脱肉，毛悴色夭，死於冬”。心困恐懼和思慮太過而傷及所藏之神，神傷則會時時恐懼，不能自主，久而大肉削瘦，毛皮憔悴，氣色枯天，死亡在冬季。《黃帝內經》中提到的“神”，一般指精神活動，是“心”的功能，主宰着整個人體的生命活動。由此精神對形體的反作用是明顯的。
“天人相應”觀 ，是説一個人的生存與天地二氣的自然界是密切相關聯的，人能順應天地陰陽的變化，不違四時的規律，瞭解十二經脈的道理，就能明達事理，不會被疾病現象所迷惑。《黃帝內經》將人的身體視為自然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強調人的生理現象的變化與自然界變化一般原理的一致性。“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這説明無論是治病還是養生，都離不開人體內外環境統一的“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形神合一”觀與“天人相應”觀所體現出來的是整體觀，把人與自然、社會、生理、心理等置於整體聯繫之中，並將其貫穿於生理、病理、診斷、治療、養生各個環節，對今天的醫學臨牀實踐仍有啟發意義。當代醫學模式正由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一社會一心理醫學模式過渡，繼承和發揚《黃帝內經》的整體觀，不僅對醫學，而且對人類認識的發展也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醫學心理思想《黃帝內經》指出心理活動不是虛構的而是由人體產生的。它認為心理活動分屬於五臟，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並主張臟腑還是情緒活動產生的生理基礎。現代心理學認為，心理是人腦的機能，《黃帝內經》以臟腑作為心理器官是不科學的。但《黃帝內經》把心理活動植於臟腑形體之上，同靈魂學説相比較有歷史進步意義。
中醫學很早就認識到心理因素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引發疾病，並將這一類病因集中概括為情感病因。《黃帝內經》對此作了廣泛的論述，指出情感失調是引發疾病的重要內因。《黃帝內經》認為感情活動與五臟一一對應。五臟所屬的情感活動一旦過激，就會引起相應臟腑的病變，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等。現代心身醫學研究表明，一些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等是人們長期處於節奏快速，應激頻繁的狀態之中，心理壓力過大，情緒適應不良導致的，這正是與《黃帝內經》的關於情感與五臟關係的論述有相通之處。另外，情感刺激的強度不同，致病的結果也不同，指出“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可以致疾病急起，甚至死亡。類似病例比較突出的就是《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後喜樂異常，使他突然得了癲狂。而對漸進性的精神刺激對身體的傷害也有明確的論述，如“嗜慾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衞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可見，漸進性的精神刺激所致疾病多、起病緩慢、病程長、治療難。《黃帝內經》對情感致病的機理有所認識，指出情感除直接損傷臟腑外，還通過氣機引起其他身心病變。如“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靈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雖然《黃帝內經》對情感致病機理的認識與現代身心醫學觀點有些出人，但不能苛求。
以人為本，以患者為中心 《黃帝內經》十分重視心理治療過程中的醫患關係，明確指出“病為本，工為標”，認為病人為本，醫生為標，醫生應當根據病人的身心特點，去辨證施治。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會促進和提高療效。説明《黃帝內經》關於醫患關係的論述是富有科學性的。
另外，《黃帝內經》也十分重視心理因素，如望診、問診、切診等，通過詢問病人(心理等)，觀察病人的精神、氣色等來幫助診治疾病。《皇帝內經》説：“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診治疾病時，應儘量做到對病因、病史及相關情況細緻瞭解掌握，才能有助於準確診斷治療疾病。《皇帝內經》重視語言疏導，“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便，開之以其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呼?”，它從人“惡死而樂生”的本能出發，告訴患者不遵醫囑的`危險，講明遵從醫囑的好處，誘導患者創造治癒疾病所需要的條件。着重通過醫生的説服教育轉變患者對醫治疾病的態度和認識，取得患者的配合，以提高療效。這也是現代心理治療應遵守的原則。《皇帝內經》指出“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説明用一種情感去糾正相應的情感，可以調節情感過激引起的病變。從《續名醫類案·鬱證》記載：韓世良在治療一個“思母成疾”的女患者時，暗中讓女巫告訴患者，她母親在陰間準備報復克命之仇，患者大怒，“我因母病，母反害我，我何思之!”事例雖極端，但患者“病果愈”。這是“怒勝思”的成功病例。“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只要對病人移易精神和改變氣的運行，用一種“祝由”的方法，病就可以治癒。祝由是對疾病求助於“神”的一種方法，通過對患者祝説疾病的由來，用以改變病人的精神狀態。“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疾病是可以用精神療法控制的，事先了解疾病的病因，可適當選用“祝由”的方法來治療疾病。當然，在鍼灸療法在《皇帝內經》也有相應記載，“神有餘者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元中其大經，神氣乃平”，神有餘就刺其小絡使之出血，不要深刺，以免傷大經，這樣神氣才能平和。可見，鍼灸具有平復患者心理狀態的作用，現代臨牀實踐證明，鍼灸仍是治療心理疾病的常用方法。
《皇帝內經》對養生學有突出的貢獻，他強調整體觀及從“防未病”思想出發，指出應“不治已病治未病”，注重內在環境與外在環境的統一，強調從外因和內因兩方面養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對外在的“虛邪賊風”，應及時迴避，對內應保持氣血陰陽的平衡，做到“恬淡虛無”，正氣充足則疾病不會發生，從而達到健康長壽之目的。少私寡慾 《皇帝內經》認為慾望對人的健康影響很大。“嗜慾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指出慾望無窮，最終會影響健康，所以養生的方法就是要“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即要意志安閒，少有慾望，心境安定，沒有恐懼，現代身心醫學證明，適時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做到“少私寡慾”，以求心理達到平衡，則會有利於身體健康。
另外關於鍛鍊形體方面，《皇帝內經》從“形神合一”的整體觀出發，認為形與神有機相聯。“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指出養神與養形可相結合，通過動形可以恰神。須應調神其基本原理就是適應自然界陰陽之氣的升降沉浮，保持自身的陰陽平衡，達到健康目的。“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 。強調根據春夏秋冬之寒熱温涼的變化適應“生氣”、“長氣”、“收氣”、“藏氣”，而進行調養。並且“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人為秋，夜半為冬”，一日之內陽氣亦有所變化，如同順應四季變化養生一樣，也應順“一日四時”進行養生。這就與現代人體存在“生物鐘”的認識不謀而合。順時調神也是“天人相應”的觀點延伸。《皇帝內經》的上述養生心理思想含有積極預防的意義，對今天倡導的全民健身運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是對養生學的重大貢獻。
《皇帝內經》是一部經典、深奧的中醫藥學著作，它不同於西醫書籍那樣將人體進行解剖、生理、病理等學科性細化，而是通過陰陽五行學説和天人合一理論構建了完整的中醫藥學體系。它除了是一部偉大的醫學著作外，同時是一部經典的哲學典籍，它幫助我們認知日常事物中的深奧智慧，論證事物和事物之間的聯繫，具有自發的辯證法思想，是表現在中國古代醫學中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當然，其在醫學、哲學方面的極大貢獻和成就絕非三言兩語所能概述清楚的，此文只是將個人之愚見，以及網絡中的他人見解加以編纂整理，了以成文，窺其一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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