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一）勞動與勞動過程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基石
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馬克思認為，“勞動或實踐是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所以，在一定社會關係下進行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
（二）勞動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係
馬克思以勞動是人類有目的的、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為起點來考察勞動，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係是勞動的本質，它是所有社會形態所具有的普遍關係，而這種普遍關係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係，它不以社會形態為轉移。馬克思明確指出，“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他將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係稱為“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馬克思認為，人通過創造性勞動佔有外部世界，通過社會勞動感知並支配自然，所以“勞動的本質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
（三）勞動過程既是物質交換過程也是社會關係的總和
勞動過程既體現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也體現人與人的社會關係。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勞動過程是人們從對自身有用性角度出發有目的且有意識地利用自然物質的活動過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的實質。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屬性時，馬克思指出，商品體現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辯證統一關係：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在闡述勞動二重性理論時，馬克思指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辯證統一於商品之中：具體勞動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反映人與自然的關係；抽象勞動生產商品的價值，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體現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辯證統一關係：勞動過程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價值增殖過程體現了剝削性生產關係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不僅加快了人類攫取自然界物質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廣度，還決定着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發展的全部過程，決定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滅亡。
（四）生產經濟關係是生態關係與生產關係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不僅揭示了生產過程中應當包含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而且還指明瞭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體現了人與自然的生態關係，人類自身的生產活動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係，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顯然，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系統和自然生產系統納入了自然——人——社會所構成的大系統中，因此，生態關係與經濟關係也是內存統一的，它們構成了生產經濟關係。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一）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經濟學研究從其起源開始，就將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係納入了研究範疇之內。如果從重農學派算起，兩方經濟學迄今已有250多年的歷史，大體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三個階段。從英國古典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開始，經濟學家們就已經認識到自然條件會約束勞動創造財富的能力。配第將勞動和土地看作是價值的兩個同等重要的源泉，並提出了“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及其能動要素為財富之父”的論斷。儘管後來的西方經濟學將研究重點從價值論轉向社會經濟方面，勞動和資本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問題，但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仍然沒有脱離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從馬爾薩斯開始，西方經濟學逐漸意識到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將會約束經濟增長。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馬爾薩斯認為，由於人口和收入是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將呈冪指數增長，但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或是以線性形式增長的，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會超過固定的或線性增長的自然資源的供給。因此，資源的稀缺不會因為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而有所改觀，而將是一種絕對稀缺。
三、兩種生態經濟思想的'比較
第一，兩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異。馬克思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繹、歸納與推理等方法。兩方經濟學對生態問題的闡釋更多地出現在當代西方經濟學之後，研究的時代背景已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研究假設是理性人假設，研究方法以實證分析為主，同時也存在規範分析。
第二，二者的研究進程和邏輯不同。馬克思經濟學以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基點，運用歷史唯物論考察經濟現象，以勞動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又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為出發點，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方式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內在矛盾關係，而且還將其運用到商品生產與交換過程的考察中，通過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追求剩餘價值對自然和人的屬性的破壞性後果，指出了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同一生產過程的辯證統一，從而將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將生態問題納入了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經濟學以人口增長同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為研究起點，藉助薩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論、外部性等理論，對生態問題進行自然科學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詮釋，他們將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生產和消貲問題。可見，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內生的，而西方經濟學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外生的。
第三，兩者對生態問題解決方法存在差異。馬克思經濟學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在考察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得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由絳濟危機轉向生態危機的結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彙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佔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着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着人類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馬克思認為，徹底解決生態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亡，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運動的積累。而西方經濟學內部對於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出現了較大分歧。國家干預主義主張依靠政府即“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在國家補貼、税收和立法的協助下解決生態問題；基於產權理論的經濟自由主義流派主張依靠市場即“看小見的手”，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來解決生態問題。南此可見，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是一種對現實生態環境問題的危機呼籲，而馬克思經濟學是站在辯證唯物和歷史唯物高度對生態問題的宏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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