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與《周易》

象棋是一種智力遊戲，但不是單純的遊戲，不妨喻之為待開採的文化之“礦”。

二十年前，筆者從系統論角度對象棋文化做過探討。退休後初涉《周易》，卻有所震動。作為中華文化之根的《周易》，不僅義理與思維方式與象棋相近，而且思維理路上亦與象棋相似。

象棋與圍棋雖同屬棋類，但歷史上所受“待遇”卻厚薄有別，對此本人曾長期不明究竟。前些時讀到張東鵬《(周易)與圍棋之道》(以下簡稱“張義”)後，方略有所悟。

就“象”的層面言，圍棋棋子為圓，棋盤為方，與古人“天圓地方”之説相合。清人汪縉所著《弈喻》“以《周易》象數思想對圍棋進行了詮釋，認為弈之數即是《易》之數，弈之象即是《易》之象，弈之道即是《易》之道。”其二，圍棋自第一顆棋子落枰時起，“黑白交替行棋，陰合陽變”，由簡入繁。由於是從空棋盤上開始落子，這又寓意着道家所謂“有生於無”及“繁生於簡”的變化之道，同時也是對《周易》中“太極本無極”的直觀形象的詮釋。

由於“象”乃是《周易》的敲門之磚，是最重要的基礎性概念，因此歷史上《周易》“親圍疏象”之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象棋之“象”直觀上易使人與戰爭產生聯想。因此在古代，若想使象棋與《周易》攀緣攀親卻有些勉為其難)。正是由於圍棋自古就受到《周易》之“道”的特殊觀照，因此在理論發展與成熟程度遠甚於象棋。在《周易》的觀照下，圍棋很早就出現了具有對立統一關係的諸多成對範疇，如死活、大小、先後、緩急、厚薄、向背、損益等等，以至視“圍棋之道即是陰陽之道”。

在古代士大夫眼中，圍棋作為“道”之載體，其價值更在於啟迪對人生世事的領悟。歐陽修編撰史書時就曾以弈比喻治國，以圍棋中“當位”、“得位”的重要作用來比喻用人，指出只有將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姚啟聖(清康熙年間的福建總督，收復台灣的決定性人物之一)則根據自己軍旅生涯的人生經歷和讀《易》及對弈中的心得體會，指出《不古編》的作者吳生對圍棋之道有一定體悟，但若能進而學習《周易》，把弈道推而廣之的話，那麼不論治民還是用兵都會取得很大的成功。清人尤侗則説：“試觀一十九行，勝讀二十一史。”如此等等。

所以張文認為，“在《周易》哲學思想的觀照下，圍棋不再侷限於圍棋本身，而是在‘道’的維度上與人生世事連在一起，被賦予了更廣泛、深刻的價值。”史良昭先生則説，“(古人)以人世的積極態度對待圍棋，又以棋局的實踐與心得反照人生，建立了圍棋與政治、軍事、哲學、人事、藝術等等的交通。世界上沒有一種遊戲技藝能像古代圍棋這樣，同外部事物發生如此廣泛的聯絡，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如此深邃的反響。”

在古代社會中，從“道”的層面言説象棋者似儀周武帝宇文邕一人，而且説的是象棋之前身“象戲”(“象戲”之名相傳宇文邕所創)。據李鬆福《象棋史話》所載：宇文邕試圖以“《周易》之象解釋象棋的變化”(但如何“解釋”卻未見其文)。宇文邕看到，“當時在民間流傳的象戲具有軍事部署與戰略戰術的意義，所以‘廢百戲’而‘制象經’，説明他重視象戲的軍事價值，而不是單純為娛樂而娛樂。”

總的來講，棋制上的不同，是歷史上象棋與圍棋所受“待遇”厚薄不同的原因所在。但以今人眼光視之，棋制之別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種棋所藴藏的精神內涵。站在當今系統理論的高度俯視象棋與圍棋，筆者以為象棋對《周易》的'“暗戀”程度並不亞於圍棋。(筆者認為，《周易》實可視為中國古代系統論思想之集大成)問題在於我們能否超越古人認識的侷限，下功夫對象棋與《周易》的內在關聯作深層次挖掘。再説，即便以棋制相比，象棋也有自身的優勢：圍棋一旦落子即固定不動，象棋棋子卻始終處在運動變化之中，因此與《周易》的變化之道及動靜之理似乎更接近一些。

以下，本人擬根據近年研究中的粗淺體會，試圖對象棋與《周易》的內在關聯做一初步探討，以拋磚引玉。

一、以象示變，變中求道

象棋與《周易》不僅都與“象”難捨，且都與“變”難分!《周易》中，“象”與“變”乃攜手同行共始終。象棋言“象”，應來自《周易》之“象”。遠古時代當“概念思維”尚未確立之時，人的思維活動幾乎全被“象思維”壟斷。《周易》之哲理意藴，均藉“象”而立。《周易》中的卦象與爻象，其義有三：或為現象，或為意象，或為法象。其中“法象”指的是效法外部現象、“取象比類”後所得之“象”。如謙卦下體是山，上體是地，合成一卦則呈“山在地下”之象，“取象比類”後便得“謙”。謙卦象徵“才高不自許，德高不自矜，功高不自居”。象棋以“象”作棋名，也是意在“立象以盡意”，屬“法象”之列。

“以象示變，變中求道”，乃象棋與《周易》最大共同點。象棋千變萬化自不待言，而《周易》數千年來也一直是被視作“通變”之書。這從它的英譯書名：“The Bible of Changes”或“The Book of Changes”亦略見一斑。

所謂“以象示變”，如乾卦的卦象與爻象皆為“龍”。但不同爻位上的“龍象”又呈變化之態，即歷經“潛龍”、“現龍”、“躍龍”、“惑龍”、“飛龍”、“亢龍”六階段。

要“變中求道”得先求“通”。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換成現代話語，是指事物的量變達到極端或臨界點時，必會有新東西(質變)產生。正是由於一物變他物的生生不已運動變化，使得世問萬物彼此轉化溝通，大幹世界由此而永恆續存，所以“生生”乃“天地之大德”。“通變”為世間萬物共有，人得去適應它，所以《周易》又強調“適變”。“適變”即根據變化着的客觀情況規範自己的行為，使主客相符。所謂“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即是“適變”的前提條件：只有弄清楚了客觀實際，人才有駕馭客觀世界的可能。概而言之，“通變”是通觀整體之變，非囿於一時、一事、一隅的局部之變。人一旦知“變”且“通”，即可進入“彰往察來”、“闡微顯幽”之境，以至“道”。許銀川在一幅題字中稱“半壁河山半攻守，半爭成敗半悟道。”這“悟道”二字，令人玩味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