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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讀後感

欄目: 詩經 / 發佈於: / 人氣:7.96K

《詩經》是一部具有相當價值的民歌集子。上到士大夫,下到市井之徒都是《詩經》的作者。從地域上看,《詩經》基本上囊括了當時中國所有的開化之地。詩經基本上能反映當時社會中人的生活風貌,人的原始狀態。

詩經讀後感

之所以説是原始,是跟後來的社會有區別,特別是在中國有了相對成熟的儒家道家思想之後,人變得不再跟以前的人一樣自然可愛。 《詩經》是儒家經典之一,更是孔子當年使用的教材之一。後世必然要對《詩經》進行適合當時社會的解讀甚至歪曲,這更使得《詩經》不自然了。

説了這些,我也給自己的閲讀粗略地定了三個着重點,以便在隨後的閲讀中加以考察:

1,《詩經》的語言。經者,經緯也。《詩經》便是詩的經緯。語言的立法體系有兩條,一是詩,一是史。詩的語言是高度感性的,史的語言是高度理性的。這次閲讀,可以算是對《詩經》作為語言立法者的地位進行一次考察。《詩經》的第一身份是民歌,其語言是當時絕大多數人都能聽懂,並樂於傳誦的。如同現今的流行音樂一樣。同時《詩經》的語言可以算是漢語的源頭。希望通過這次閲讀,能體會到更多漢語的智慧與生命力,能像普通先民一樣自然地進入漢語源頭的語言場域,體會言説歌詠的魅力。

2,先民的生存生活狀態。中國的歷史發展就像一重一重的山脈,而最高的山峯就應該是孔子老子所代表的思想學説。對理解孔子老子這些高峯而言,理解他們之前的先民的生存生活狀態,以及他們思考的狀態,就顯得很有必要。

3,《詩經》的解與注。《毛詩》作為現在唯一流傳下來的註釋,其影響力非常。我打算在自己“解”的同時適當對《毛詩》的注進行膚淺分析,全當訓練。因為資料與精力的限制,更不能涉及到更多儒家後學對《詩經》的註解。不失為一遺憾。

考 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獨寤寐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獨寤寐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獨寤寐宿,永矢弗告。

翻譯:

躊躇逗留于山澗,隱者心寬,獨寤寐之獨感言,此中之樂難以忘懷

躊躇徘徊於山阿,隱者放達,獨寤寐之獨吟哦,此中之樂不容錯過

躊躇盤亙於平陸,隱者流連,獨寤寐之獨宿留,此中之樂不可言

毛詩的注為: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意思是:考槃是用來諷刺莊公的,因為他不能繼承先公的業績江山,而致使閒者退野隱居而“窮處”。

按照毛詩的這個思路,唯有隱者樂其隱而不言其窮,在言語間刺激莊公的過失方能起到諷刺之意。但是但從這首詩歌來看,我只能看到,隱者的確是樂其隱,而不言其窮,而並沒有看到言語間的刺激之意。我認為毛詩此解有待商榷。

此詩前幾句都平平,唯有最後一句“獨寤寐宿,永矢弗告。”值得玩味。若説先人已思考到語言的有限性,可能還有偏頗,但是顯然的是,古人已經發現了“隱蔽”的魅力。

陶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在意境上與此句最為貼切

淇 奧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翻譯:

顧盼淇水之濱,有綠竹阿阿。

有才情之士,其才猶如骨與象牙切磋而來,又如玉石琢磨而成。

其儀莊重,其貌威嚴。

如此才情之士,終不可忘矣!

顧盼淇水之濱,有綠竹青青。

有才情之士,華冠墜玉,珠寶琳琅。

其儀莊重,其貌威嚴。

如此才情之士,終不可忘矣!

顧盼淇水之濱,有綠竹縝密。

有才情之士,珍貴稀有如金錫,寶貴難得如圭璧。

他心胸寬廣,生性放達,倚在馬車前的橫木上也風度翩翩。他言談幽默戲謔,卻從不粗暴不仁。

《毛詩》注為:淇奧、美武公之徳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

也。

在翻譯時為“充耳”一詞所困,無意間在“百家講堂”裏面獲得了答案。廈門大學中文系易中天教授在對漢時的貴族制度做介紹時,解釋了何為“充耳”。 充耳本是冠冒上的兩塊從帽檐以絲帶系之垂於耳旁的寶玉。 成語“充耳不聞”就是來源於此,指這兩塊玉石能使佩帶者不妄聞不偏聽。 但是充耳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戴的。 充耳屬於冕的一部分。 漢的貴族分為四個等級,從上至下分別為:天子、諸侯、大夫以及士。只有貴族能戴冠,在《淇 奧》中“會弁”既鹿皮帽即是冠,而平民庶人只能用一根頭巾把頭髮束起來。“士”字本身的形象就是表示用冠把頭髮收攏在頭頂時用一根髮簪固定起來的樣子。而“王”則表示在冠上面再加一個冕,一塊橫着的板子(板子做叫延)頂在帽子上。皇帝的冕前後要墜珠子,耳旁有充耳。這樣稱做“冠冕堂皇”。 但是隻有天子、諸侯、大夫有權利加冕,士則不行,所以士又稱被做“無冕之王”。 由此可見,《淇 奧》所稱頌的“匪君子”地位並不簡單。多言《毛詩》注評不可考,不可靠,不過通過對“匪君子”身份地位的分析,我認為此篇的注還是可信的。

何為“赫兮咺兮”?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綠竹青青/綠竹如簀。 遠觀淇水的水濱,大叢綠竹的生命氣象便是周武公的氣象,這一“比”賦予了武公的威嚴生氣以一個直觀的形象,更加具有深味。彷彿一個等式的兩邊,兩個不同的事物因為內在的質而相衡相通。在這種相遇中衍生出中國文人精神世界的一個精神境界。

“竹”這個客觀事物作為載體在漢語文化的語境中秉其自身的性格獨自發展生長至今。所載的便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理想中的一些精神與德行。這種承載始終以“比”的方式在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中存在。文人士大夫以竹的品德跟自己做比,對自身的價值進行肯定。這種“比”雖然含有把竹當作榜樣和模仿的對象的成分在裏面,但是更多是將此作為一種共鳴的方式,來確定自己德行的適當,進而砥礪自己。當一個理想化的事物以共鳴的形式來對自己的存在進行自省自審時,這種理想化就不單是停留在審美的階段了,這種精神共鳴就體現了一種可貴的超越性。在此,雖此竹非中國後來文人眼中的竹子,武公的德行也不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理想的具體化,但是“比”卻是一樣的。

“綠竹猗猗”,“猗猗”通“阿阿”,長而美貌。第一次接觸,一出口便感覺竹的行貌已經歷歷在目了。如此神氣。先人造字句時,讀音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赫兮咺兮”,威者,自重則威。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出此句者,八成為婦人口。一個公眾形象勾畫地非常飽滿。換做現在的語境,就可以把這句理解成:"生性灑脱的男子,開敞篷跑車的男子,言語幽默風趣的男子,不濫施強力的男子",言語間肯定是不夠嚴肅,不過很符合孔子的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料想孔子當年在講學時,無論是對武公的德還是行,都不會輕易放過。

詩經》是一部具有相當價值的民歌集子。

這個結論稍微有點模糊。

《詩》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是按照風、雅、頌編排的。

從對風、雅、頌的分析中可以大致瞭解《詩》是怎樣一部書。

不過對於風、雅、頌的區別歷來經學家的分歧很大,比較重要的有三種説法。

一、由於詩篇內容的不同,以《詩大序》的説法為代表。

《詩大序》:“上以風化天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即《風》是關於個人的;《雅》是關於王政的;《頌》是關於神明的。

二、由於詩篇作者的.不同。以鄭樵《詩辨妄》的説法為代表。

“《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義雖遠而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醇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勛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言藝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

即《風》出於普通平民,《雅》出於朝廷士大夫。

三、由於詩篇的音調不同。以清惠周剔《詩説》的説法為代表。

“《風》、《雅》、《頌》以音別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正之大小論也。

綜合這三種説法,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詩》的內容涉及到三個方面:個人、王政、神明。

《詩》的作者涉及普通平民和朝廷士大夫。

《詩》的性質是樂。

(顯然這三種説法是聯繫在一起的。)

唐木所下的論斷比較貼近於第三點。

那麼,風、雅、頌到底都是什麼樂呢?僅僅是民歌麼?

鄭樵在《通序志》中提出:“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

一般説到“風”是各地的民歌——“民俗歌謠之詩也”。這一點似乎已經達成了共識。

朱熹《詩集傳?國風序》中説:“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雅”一般被認為是“雅樂”、“正樂”。

朱熹《詩集傳?小雅序》中説:“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

這裏所説的“雅樂”“正樂”實際上是相對於地方樂而言的。它有着文化正統的意義。

因為,“雅”與“夏”音近而互通。雅言就是“夏言”。夏是西周王畿及其附近地區的古名,所以,雅言是王畿一帶的語言。經過士大夫加以標準化之後,成為當時的“國語”。

也就是説,雅言是士大夫的標準語,以別於各地的方言。所謂:“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不過“雅言”不單純是個語言問題,它涉及一定的文化內容。具有文化上的正統性。

所以,這是“雅”與“風”最大的區別之處。

“頌”為“宗廟之樂歌”,是供王侯祭祀宗廟時用的。

阮元從訓詁學的角度,考察“頌”即“容”字。也就是“舞容”(跳舞的樣子)。

周代用“樂”祭神祭祖。這個“樂”和我們現在所説的“音樂”不是一個概念。“樂”是人聲(歌)、樂器(弦)、舞蹈共同參與的。所以 “樂”自然少不了舞蹈。

那麼,“頌”主要是表現周人文化上的超越性向度,祭神祭祖的敬意。

綜上:

《詩》是樂。

這裏要強調的是,它現在僅僅是一個閲讀的文本了,確切地説是歌辭。因為調子、舞蹈都失傳了。不象早先:“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 。

因此,似乎可以説,《詩》是由民歌、正樂、宗廟樂歌三部分組成的歌辭集(或者稱為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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