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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讀後感8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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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讀後感850字

詩經讀後感850字1

《詩經。考槃》為隱逸詩之鼻祖,謳歌士大夫的一個重要選擇——歸隱山林。

自古讀書人常走兩個極端,一則出仕。二則仕途挫折後隱居林下,詩歌賦畫,更有成就者著書立説。“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什麼只走兩個極端?因其四肢不勤、五穀不分?因其手足無力、恥於百工?是,也不是。表面客觀正確的疑問,回答不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骨氣問題。

如今的讀書人有更多的中間道路可以選擇:經商、從軍、自由職業等等。這固然是時代的進步,但傳統意義的讀書人總是迂腐地選擇一種極端,一種用畢生熱情去熱愛和創造的東西。因此他們之中的傑出者不斷走上人類某個領域的頂峯,成為千古不朽的大師級人物,如一生只寫一部書的李時珍、曹雪芹。相比之下,當代名家充其量不過一巧匠。

所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即內聖外王,不得已立言。內聖立德,外王立功,不能實際舉帝王之業,以推聖人之道,才退而立言。著書立説為最後,不得以後為之。恍然明白相聲大師馬三立簡單名字的深刻內涵。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常常流連往返於詩經中這些讓人陶醉的詩句中。《詩經》本稱“詩”,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詩經》編成於春秋時代,共三百零五篇。詩歌形式以四言為主,運用賦、比、興的手法,其優美篇章描寫生動,語言樸素優美,聲音自然和諧,富有藝術感染力。

在《詩經》裏不但看不到古時人們的閉塞,愚昧與保守,而且應該説她所表現出來的純潔的愛情,過人的.智慧,積極的生活態度,對現實的滿足和對未來美好的憧憬完全是超越現代、超越時空的!

讀《詩經》足以靜心、淨心:《詩經》語言樸實,思想單純,沒有現代人們的那浮躁和不安分。閲讀《詩經》,就會被文字裏的純淨所感動。當我心浮氣躁的時候,看幾章,便能沉下心來,安心學習,安心工作。

讀《詩經》足以踏實、專心:《詩經》教會我每一步都要踏踏實實地走,才能到千里之外,留心生活中的每一點滴,珍惜現在,努力工作,日久堅持才能成為富有者,只有專心致志、刻苦鑽研,才能成為成功者。

讀《詩經》足以返樸歸真:《詩經》猶如東方的聖經,記錄着農業文明最古老的光榮。《詩經》內的人們生活在離造物主最近的地方,門前的原野、山巒、巖石,無一不是造物主最原始的作品。人們聆聽着大自然蒼老的聲音和人類年輕的聲音,充滿感恩的心情。他們遠離充斥着慾望、高音喇叭的現代生活。這正是現代人所缺少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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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下,聳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上層建築。”在《詩經》產生的年代,我們的先人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一個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為了生存發展,需要強大的集體力量,需要內部秩序的穩定與和諧,而相應地需要抑制其社會成員的個性自由和與之相聯繫的浪漫幻想。正是在這種“生存的社會條件下”,形成了《詩經》的思想和藝術特色。並且,由於中國——尤其中原社會的基本特點維持甚久,作為中國文學重要起點、又被奉為儒家經典的《詩經》,其特色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也就非常之深遠。

《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敍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敍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敍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詩經》裏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賦”,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包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大體在《國風》中,除《七月》等個別例子,用鋪排陳述的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漢代辭賦的基本特徵就是大量鋪陳。雖然從《詩經》到漢賦還間隔許多環節,但説其原始的因素源於《詩經》,也未嘗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

總之,《詩經》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文心雕龍·物色》)。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於變化。國風中對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這種不同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社會的變化,也反映出創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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