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法則是傳統道德的核心。這個法則由孔子、猶太教智者希勒爾(—公元10年)，以及耶穌在“登山寶訓”裏相互獨立地提出來。耶穌説:“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麼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由此，耶穌囑咐門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吩咐在他的訓誡“愛人如己”裏獲得簡短的表達。黃金規則的基礎是人們之間在意志和需求上的相互性、返身性，歸根結底，這個基礎就是把人們聯合起來的東西，也就是人們之間理想的同一性。我應該如何對待他人，那麼他人也應該如何對待我，反之亦然。
然而，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仇恨人類的那些體制也利用“黃金法則”武裝自己。這類體制的鼓吹者們在精神上毀滅自己時，把別人也毀了，他們遵循的就是這個道德平等的規則。羅伯斯庇爾在《人權宣言》裏就引用黃金法則，他殺害了幾千個自己的同胞，然後自己也被處死。“平等派陰謀(3arosop pasHbn)”製造者r.巴貝夫(rpaxx Babe中，1760-1797 )證明，天才和進取精神只是幻想和冠冕堂皇的欺騙。他也在利用黃金法則。當然，不能把對道德準則的濫用歸咎於道德準則自身。但是，應該重新思考道德行為的主體與客體的同一性和“返身性”的形式，要考慮到20世紀革命運動和極權運動的背景，包括這些運動提出的平等的公設。這樣，道德主體與客體的同一性的倫理學需要補充:承認它們的非同一性。
黃金法則以及後來康德的絕對命令，它們的基礎都是道德主體的可替代性: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上，然後你這樣行事，就如同他在這個位置上按照你所願望的那樣對待你，或者，你這樣行事，讓其他人把你的行為準則當作典範。這就是對道德的古典理解的實質所在:你作為主體作出一些行為，同時，你也是這些行為的客體。但是，這僅僅是道德自我意識的第一個時代，它持續了幾千年。新的需求出現了，而且越來越強烈:在確定道德法則時，要從每個道德主體的絕對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出發。能夠成為最高價值的不僅僅是我與他人的類似性，我們共同的人性，而且還有我與他人的差別以及他人與我的差別。 那麼，是否可能有這樣的倫理學，它恰好可以考慮到發生道德關係的人們之間的差異，他們相互之間的不可歸併性(Hecso}H}ocTb )?基督教《新約》裏有個關於天賦差別的學説:有人被賜予智慧的言語，有人被賜予知識的言語，有人被賜予信仰，有人被賜予行異能的能力，還有人被賜予説各種語言的能力，等等《哥林多前書》。使徒彼得説:“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天賦上的這種差別就是分別倫理學(RH中中epex}anbHaA s}ca )，或差別倫理學(pa3HOCTHaH3TI3Ka)的基礎。可以用下面的原則來表述這個倫理學:你應該這樣行事，讓你的最大能力為其他人的最大需求服務。
我能做的事情，整個世界上沒有人能代替我做。如果世界上有這樣的人，他們在拉小提琴或者寫詩方面比我做得好，那麼，在照顧我母親或我的孩子，關照我的朋友或看護我家園子等方面，肯定沒有任何人比我做得好。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道德行為的焦點，他們不可替代性的領域集中在“近人”身上，但是，他們使命的唯一性不會因此有絲毫的損害。我與其他人的差別，他們與我的差別，每一個人與他人的差別，就是最高的道德價值。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對每個人與他人不同的這個權利和義務進行概括，使之成為一個普遍的規則:你要做其他人需要的，但是任何人在你的位置上都做不了的事。
這個鑽石規則的適用性由具體處境決定，由事實總體決定，這些事實關聯着天賦的絕無僅有性與該天賦在給定處境裏被需要的程度，而這些處境是可變的。一個小提琴家，只有當他拿起自己的小提琴弓子時，才能夠給人們帶來更大的好處，而不是當他被調往勞動前線，手拿鐵鍬或斧頭的時候。當然，如果他伐木劈柴或刨土豆，也可以給社會帶來實際利益，但是，在通常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伐木和刨土豆。只有在罕見的情況下，比如當男性居民都被消滅了，刨地和伐木的能力變成絕無僅有的才能時，小提琴家(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有義務去做除了他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他做的事情(刨地或伐木)。這裏的義務已經不是社會的，而是倫理的—不是為了社會，而是為了那些凍僵的、飢餓的、面臨死亡的人們。在這裏，作為道德行為尺度的不僅僅是普遍性，還有絕無僅有性。
我們在這裏遇到一個奇怪的、模稜兩可的範疇，即延遲的勇敢(oTCpoxexxoe hryxcecTSO )。勇敢的時刻能否被推遲到以後?這裏就包含一種巨大的道德風險。第一，你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在以後去做現在不能做的事情?第二，需要勇敢精神的.那些狀況是否會保留下去，或者這個勇敢精神會隨着社會的完善和民主化而貶值?在艱難時刻價值連城的勇敢，在輕鬆的時刻可能一錢不值。亞里士多德説:“勇敢並不是表現在任何一個一般的時刻，而是表現在離恐懼與危險最近的時刻。”延遲的勇敢就像是延遲的債務。利息會隨着債務的延遲而增加。只有未來更大的勇敢才能證明過去的不勇敢，那將是更加有分量的勇敢，重要的是，那將是更加個體的、創造性的、不可替代的、天才地表現出來的勇敢。
一般而言，延遲並不是卿}可能永遠也不能發生的事情簡單地推遲到以後去做。延遲—是期盼和意義的積累，是在寂靜時的韜光養晦，是那些沉默的價值的增加，這些價值以前沒有能夠獲得表現，那是為了用自己的增值來證明將其轉移到未來是合理的。無疑，天賦的增加，個性的增長，唯一道德主體的形成都能夠證明行為延遲的合理性，假如這個行為需要行為者的成熟。如果社會對行為的需求得以保留，那麼個隆天賦的發展與倫理就不矛盾，而是可以實現鑽石法則的核心內容，因為個性天賦的發展有助於通過最具創造哇的、唯一的方式來回應這個社會需求。然而，社會需求能夠被保留，創造性的償還會增加(包括因延遲支付而應繳納的“利息”)，這是沒有保證的。在倫理學裏，一般情況下都是沒有保證的，只有價值的連續不斷的漲和落。延遲的代價剝良大的，但是，在索爾仁尼琴身上，這個延遲獲得了證明。然而，我們也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有個德高望重的作家，是個社會現實主義的泰斗，一生都在等待那個可以勇敢無畏地表達自己想法的日核d，但是，除了“按要求”而寫出來的多卷本著作沙卜，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道德不是個人能力的尺度，也不是社會需求的尺度，而是這兩者相互關係的可伸縮的尺度。因此，倫理學不能歸結為美學或心理學，後兩者涉及到個體能力，涉及到天分和才幹。完全一樣，倫理學也不能歸結為社會歷史條件，後者決定對個體的某些行為的需求的尺度。道德是一般與個體之間動態的平衡，而且在鑽石規則裏，只有個體差異才是道德絕對命令，只有人們之間的不相似性，他們在天賦上的唯一性才是他們的社會使命的基礎。因此:你應該做這樣的事，每個人在你的位置上都應該做，但誰都無法替代你做這件事。
然而，在道德生活裏，沒有完善的決定。良心是這樣的器官，只有當它痛苦的時候，它才是健康的。假如某個道德規則可以自動地發揮作用，使我們擺脱伴隨選擇而來的痛苦以及後來的良心痛苦，那麼，它與道德就不再有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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