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和:貫通“釋古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條道路
1929年，陳寅烙詩贈北大史學系畢業生:“羣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余英時先生雲，此詩第三句指的是當時國內的兩大史學流派:“魯仲”系胡適領導的“整理國故”一派，包括顧領剛領導的“古史辨”運動在內，“田巴”指馬克思主義史學派。“魯仲”指胡適，餘先生引陳寅烙《王觀堂先生輓詞》“魯連黃鴉績溪胡”為證，極具説服力。但“田巴”所指似尚未妥。杜正勝早對此説提出異議，謂其時馬克思主義史學還只在青年學生中流行，尚無為史學界公認的成績，不足以對陳寅烙形成嚴重刺激。其實，照餘先生徵引的材料來看，所謂“田巴’，非指旁人，蓋即顧領剛也。《史記正義》引《魯連子》:“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程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此處所舉“田巴”特徵，一是激烈的否定傳統(“毀五帝，罪三王”久一是具有鼓動性(“一日服千人”久在當時的史學界中，惟古史辨學派足以當“層累造成的古史説”的建設向度。
“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説”是顧領剛學術思想的一個核心。對此，不管是古史辨的贊成者還是反對者都無異詞。1924年初，胡適就説這個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胡厚宣寫在1949年底致力於表彰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一書，特以“唯物史觀作中國社會經濟歷史的探討”淦釋“釋古”取向，也説到:“現代疑古學最大的貢獻，一個是康有為的‘託古改制的古史觀’，一個是顧領剛的‘層累造成的古史觀’。’，至於曾親與“古史辨”運動又親自參加了建設“上古信史”活動的董作賓後來描述那一時期的中國史學界，説:“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觀點只是一個‘疑’，一個‘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極端懷疑。’
根據顧領剛的自述，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説是他已經開始辨偽之後，在1922年春天形成的一個看法。是年，為了替商務印書館編《中學本國史教科書)),顧氏將《詩經》、《尚書解口《論語》中的古史觀念加以比較，“忽然發現了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的問題”。他將這三部書中關於禹、堯和舜的敍述集合起來，發現它們隨着時代發展而愈益複雜，於是“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一年以後，他在致錢玄同的信中對此説做了初步概括:首先，‘舊寸代愈後，傳説的古史期愈長’，;其次，‘舊寸代愈後，傳説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説中。
上述幾位通常認為與顧領剛在觀念上相去甚遠的學者，在有關“古史構成”的看法上卻與後者不無意趣相投的地方。這些相近到底是不謀而合，還是受到顧氏的影響，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殊難臆斷。不過，這些文章的發表均在顧領剛提出層累説並引起廣泛關注之後，且徐、蒙二文處理的具體問題均與之相關，至少應該有受影響的.一面膽此並不排除先已有類似觀察再受到影響的可能，而具體的“影響”也可能表現為反駁或修正)。進一步，這也表明，類似於層累説的觀點實已成為其時不少人的共識，而雙方的對立並不如一般認知中的那樣大。歷史的層累構成説亦有可能被建設性地運用，以證明古史未必即是前人的有意偽造，而後世的各種敍述亦不會是完全的虛構。
歷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
陳寅烙、徐中舒、蒙文通的論文，均注意於傳説與歷史的關係，而這正是構成顧領剛層累説的核心內容和方法之一，以至於錢穆曾稱之為“傳説演進的古史觀’，。這幾篇文章研究的對象均屬於“上古史”範疇《蒙古源流》亦蒙古族的上古史久問題相近應是造成他們思路相通的重要原因。王國維曾雲:上古之事，傳説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説無異，而傳説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別。’，雖然他們對傳説在古史中所佔比例的多少提全部抑或是大部分或者一部分後法不一，但古史既與傳説不易區分，則研究上古史，便不能不注意到傳結論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乃是中國現代史學研究走向逐步成熟的時期。史家們在形成不同學術取向的同時，也分享着一些大體相同或相似的觀念。從“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的構成”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層累史觀，只是這些共識中的一個而已。但長期以來這一觀念多被視為“疑古派”的“專利”，故本文指出此一現象，以提醒學界進一步的思考。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學術傾向也建立在其時學術界共同接受的一些觀念之上。第一即是有關歷史演進的觀念，而進化論又是此一觀念的核心。徐中舒曾雲:“文化之進展，應有一定之次第，層累而上。’，這裏雖然用了“層累”二字，但主旨談的是歷史發展的進程，而不是古史的層累構成，惟其思考方向與古史層累説仍是一致的。而此説依據的理論正是“進化論”:一方面，有關古史的敍述之所以日趨豐富，越追越早，因其作為歷史進程的產物，本身就遵循着從簡單到複雜的“進化”規則;另一方面，有關古史的理想化描述被打破之後，反過來更可突出歷史進程自身的進化方向。顧領剛在闡發層累説時宣稱要“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便展示了這一思考，而這一點恰是其論敵劉〔黎亦“很贊成’，的。雙方看法的對立並不在此，則古史的層累構成自然可以為“釋古”者所用還是俗説，作為史料都獲得了同等的地位址匕就大體而言，具體問題上當然是有差別的)。這使得前人視為“不雅馴”的神話傳説被重新評估，甚至走向中心。而清末開始傳入的包括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內的現代社會科學也使得民間材料亦具學術價值的認知廣為學界接受。事實上，民俗學在歐洲的興起也是“發現人民’，思想運動的產物。其中，德國乃是這一運動的發源地與重要的研究基地之一。陳寅烙、傅斯年均在德國留學過，他們對於神話與民族源流關係的討論，顯然受到這一背景的影響。
從學術界不同學科勢力演變的角度來看，文學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得勢也為這一視角的形成提供了時代性知識氛圍。20年代初期新史學運動的參與者大多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與追隨者，而文學正是其時最受人矚目的科目之一。顧領剛曾説，民謠運動的初始“不過想供文藝界的參考，為白fir,歌、竹枝詞等多一旁證而已”，之後才令他感到“它在民俗學方面的知識比較在文學中的地位為重要”，而開始越來越注意到民俗學，“文學一義簡直顧不到”。這段回憶當然不足以説明整個“故事視角”的形成，但也看出新文學運動在其中起到的推動作用。此外，小説和戲劇這些更重情節的文學體裁在新文學運動中地位得到極大提升，大概也味必是在有意識的層面胎髮了用“故事眼光’觀察歷史的可能性。
不同史家在實際研究中體現出的共識，既有相互學習和借鑑的一面，也有在爭論中彼此塑造的成分，而共同的時代思想和知識氣候的作用亦是不能忽視的。然而，長期以來，學者均更多地注意到“釋古”與“疑古”兩條路向的相異之處，卻很少關注他們的共同點。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已經形成的古史辨致力於破壞的形象有關，而形象一旦形成，便具有一種特定的暗示能力，足以使人對不符合這一形象的特徵視而不見。然而，正如本文力圖揭示的，顧領剛自有意識地開始辨偽不久，就不斷地注意到古史的建設問題，並逐漸發展出不少與“釋古派”學者非常類似的認知。這一現象表明，我們此前視為大體確定的派分，在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學術現象的同時，也遮蔽了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的學術現象。更為多角度地表現歷史，仍是歷史學需要進一步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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