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陋室銘》的結句是“孔子云：何陋之有”，這是一個藴涵深遠的引用，一個確定不疑的反問，在行文上是緊扣着“陋室”的“陋”字而結，在意義上卻恰恰打破了“陋室”的“陋”字，啟發我們作出這樣的理解：我的居室雖然狹小而簡陋，但由於它的主人有着芳香馥郁的“德”，有着富於詩意的審美化的生活情趣，高雅而頗具文化意味的人際交往，清靜而自由的心靈世界，所以，它就不再狹小而簡陋，竟有了無比的廣闊與豐厚。這種芳香馥郁的“德”，即是是中國文人中的“君子之儒”所秉持的道德修養與人格精神。在《論語·雍也》中，孔子曾動情地誇讚他的學生顏回説：“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回身居陋巷，過着“一簞食，一瓢飲”的簡陋生活，那在別人是不能忍受的，而顏回卻“不改其樂”，就是由於他追求的是道德修養的崇高，而非物慾的滿足，這與孔子所倡揚的君子人格是完全契合的，所以才贏得如此動情的誇讚。孔子本身更是這種道德人格的實踐者。《陋室銘》結句的“孔子云”，在《論語·子罕》中的完整文字是：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論語·述而》中還記錄了孔子另一段有名的談話：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這些不僅與他讚美顏回的談話具有一致的精神內涵，而且更深一層地説明：居於“陋巷”、“陋室”的君子，其實也並不排斥“富且貴”的非“陋室”生活，只是不能用“不義”的方式去取得它，所以寧願因為“義”的堅守，而愉快地過着吃粗糧，喝冷水，彎着胳膊做枕頭的貧窮生活。
孔子所倡揚和實踐的這種君子之德，從人生哲學的角度來説，是將心靈的完善與自我滿足視為人生最根本的意義和最高的境界，這對後代文人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並且演化為他們具體的行為方式、精神方式。《陋室銘》中所描述的三種生活情形，即是這一影響的突出見證。
第一種情形，是在“陋室”之中品味“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詩意情趣。這裏的“階”與“簾”，在簡陋之中，本無情趣可賞。但由於長在院子中的綠苔竟然悄悄地爬上台階，與人越來越親近，便把詩意送到可與會心的主人眼前。而隔簾遙望，並不是看到了遠處的青草，反而好像是遠處的青草有意地將其沁人心脾之色送入門簾之中，“陋室”更與生機盎然的天地自然融匯到了一起，帶來的便是華屋玉食、錦衣美酒都無以比擬的享受了。於是，“陋室”生活被詩意化、審美化，被賦予了超遠而充實的精神意義。而且，由於它同時意味着冷落，意味着與世俗交往的疏遠，又與第二種情形相為呼應。
第二種情形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人際交往。這種人際交往，固然多少帶有文人孤高自賞的意味，但它強調的是高層次的文化交往，精神溝通，是對庸俗的人際關係的迴避，同樣具有充實的精神意義。這其實正是劉禹錫在坎坷生涯中人際交往的真實情形。比如在貞元十九年(803)左右，劉禹錫結交了柳宗元、韓愈兩位一代“鴻儒”，三人便經常在一起交流學術，切磋詩文。到晚年，他又與白居易成為知交，兩人在繁複的詩酒往來中，激發了作詩的靈感與激情，披肝瀝膽展示着同樣崇高的精神境界。最典型的莫過於經過23年的貶謫之後，他與白居易在揚州初逢時兩人的以詩酬贈。白居易作《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詩，感慨劉禹錫的“亦知合被才命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劉禹錫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寫下“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名句。詩句之間的性情互賞，君子之間的正道相激，不只給後代留下豐富的詩歌遺產，而且傳遞着不熄的精神薪火。
第三種情形是“調素琴，閲金經”的自我精神愉悦。《宋書·陶潛傳》雲：“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灑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劉禹錫所説的“素琴”正取意於此。陶淵明辭官歸田之後，居住在僅可“容膝”的“陋室”中，那“陋室”“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而其間的生活是“短褐穿結，簞瓢屢空”(《五柳先生傳》)，但他居於其間，心境“晏如”，則是由於他在“衡門之下，有琴有書”(《答龐參軍》)，可以“斯晨斯夕，言息斯廬，”品賞着“清琴橫牀，濁酒半壺”(《時運》)的超然生活，體味着精神自由馳騁的生命樂趣。劉禹錫接受了這種影響，將孔子倡揚的君子之德化為陶淵明式的生活行為的實踐，並陶醉於這種“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的審美化的生命境界之中，所以“敝廬何必廣”(陶淵明《移居》)，“陋室”之居，正是海德格爾所説的：“人，詩意地棲居。”再進一層來看，三種生活情形所體現的君子之德，不只是自覺接受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其間還包含着他自身獨具的本色性情的驅使。劉禹錫在坎坷人生中，能始終保持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遷的氣概和超越苦難的哲人情懷，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藴。他的《秋詞》詩寫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以這樣的本色性情來面對“陋室”所象徵的困窘人生，他自然不會為之沮喪，為之慼慼;相反地，會為之欣然，為之“晏如”。其精神的深層無疑充盈着孟子所説的那種“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所以，在此文的最後，作者頗為自得地引“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以比自己的“陋室”，並坦蕩蕩地宣稱：“何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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