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文化價值

引導語：汪曾祺的散文始終是在傳遞着這樣一種信息，即生活是美好的，只要善於發現，你就會覺得生活處處都充滿着樂趣，人無論碰到什麼情況，也應該保持的樂觀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下文是有關他的散文文化價值知識，歡迎大家閲讀學習。

汪曾祺的散文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敍事類的，還一種是寫物寫景的。不管是哪種散文，都使人讀起來異常輕鬆，好像是在聽一位和藹可親的老者親切與你交談，給人一種很安逸的感受。汪曾祺的散文始終是在傳遞着這樣一種信息，即生活是美好的，只要善於發現，你就會覺得生活處處都充滿着樂趣，人無論碰到什麼情況，也應該保持的樂觀的態度去面對生活。正如他所説的,“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生活，我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會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自覺的先要對讀者產生一點影響的，也正是這點樸素的信念”。而這種樸素的信念正是我們如今生活在這個社會最需要的。

一、飲食文化中的人生哲學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你會發現一些很平常的生活瑣事或者事物，在汪曾祺的筆下變得如此有趣，心裏會由衷的發出感歎：原來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汪曾祺教給我們的是欣賞生活，品味人生的方法。在如今的這個快節奏的生活環境裏，我們努力的拼搏奮鬥着，卻遺忘了生活原本樂趣。汪曾祺的散文還原了生活本來的面貌，使人們看到一個寧靜安逸的生活畫面。他告訴我們生活的真諦在於欣賞生活，留意生活的每個細節，從中發現出樂趣。

汪曾祺特別中意“吃”的文化，他不像一般的文人墨客們僅作為一個品嚐者對美食做出嘖嘖稱羨的姿態，而是更願意做一個製造美食的美食家，這種製造美食的過程也是他最為享受的，從最初的準備原料，到精細製作，再到最後完工，這種過程使人感受他生活的精緻，充分享受着烹飪的樂趣。

為了能夠做好菜，他對做菜也是吸收別的地方的優良做法，不斷地進行總結改變。比如在提高炒青菜做法時，他認為“昆明的青菜炒得好，因為：菜新鮮，油多，火爆，慎用醬油，起鍋時一般不烹水或烹水極少，不蓋鍋(飯館裏炒青菜多不蓋鍋)，或蓋鍋時間甚短。這樣炒出來的青菜不失菜味，且不變色，視之猶如從園中初摘出來的一樣。”就是這樣不斷地吸收他人的長處，汪曾祺廚藝之高也是為人所知的。美籍華人聶華苓到北京，指名要到汪曾祺家吃一頓他親手做的飯菜。其中一碗煮乾絲，聶女士吃得最後竟端起碗來把剩餘的湯汁喝光。台灣女作家陳怡真到北京，也是指名要去汪曾祺家吃飯。正因如此，汪曾祺的做的菜很快被加冕為“名士菜”的稱號。汪曾祺對待美食的態度，也如對待人生一樣，揚長避短，吸收百家之長，只有這樣才能做得好人生這盤菜。

作為品嚐者，汪曾祺的口味是大眾化的，什麼地方的美食都願意嘗一嘗。他曾説過，“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都去嚐嚐。”這顯現出他包容、寬懷的生活態度。比如在《豆汁兒》一文中敍説:“北京的老同學請我吃了烤鴨、烤肉、涮羊肉，問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兒?”我是個“有毛的不吃撣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葷不吃死人，小葷不吃蒼蠅”的，喝豆汁兒，有什麼不“敢”?”。我認為一個不太愛挑食的人，大多數肚量也是很大的，這樣一種心態也在影響着人的性格。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去嘗一嘗，經歷的越多，人也越成熟，對人的發展也越有好處。面對現在社會面臨的許多問題和現象，如果能有凡事都容得下的肚量，不去計較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把握好自己的原則底線，那麼人的生活狀態自然也會好很多。

二、面對困境，隨遇而安

人的一生總會碰到不如意的時候，在面對這些困難時，應該保持一個怎樣的心態?或者説怎麼去調整自己的心情，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如今這個社會面臨着許多生活壓力，就業、擇偶，買房等一系列問題，有很多人為這些問題所困擾，甚至因此得了抑鬱症。據報道説，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可能成為僅次於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而心態沒有調整好是得抑鬱症的主要原因。要想在現如今這個社會生活下去，保持一個樂觀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從汪曾祺的散文裏，我們可以知道如何面對困境，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

在1958年，汪曾祺被劃為“右派”， 下放張家口的農業研究所。農業研究所要派他到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去畫馬鈴薯圖譜，一個作家被“發配”到這個荒漠的地方。照一般人來説，心情是會非常低落的。而汪曾祺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他很得意地説：“我敢説，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他每次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全部畫完後，就把馬鈴薯埋進牛糞火裏燒烤，熟了就拿出來吃掉。這種苦中作樂的態度真是現如今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也正是有了這種心態幫助汪曾祺度過了那段極為無聊的時期。

在回顧自己那段困境的時光裏，汪曾祺在《隨遇而安》一文中這樣説到：“丁玲同志曾説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麼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説："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正是這種“玩”的心態幫助汪曾祺度過了人生那段灰暗的歲月，挺過了那段黑暗的時光。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環境也需要這種“玩”的心態，但懂得“玩”，“會玩”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在遇到困境的時候。這種“玩”的心態就是在我們遇到困難時，不要和自己較勁，看的開些，談些，心情就會平和的多。當我們無法改變生活時，只能去適應生活，也就是像汪曾祺所説的“安”，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既來之，則安之。

三、追求和諧的文化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汪曾祺曾説過的，當我們今天在提倡構建和諧社會的時候，汪曾祺已經在多年前強調文化的和諧了。我認為他所提倡的和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和諧，也就是作品語言更貼近讀者，更平民化，大眾化，老少皆宜。我認為這是現在文學創作最為需要的。老百姓願意接受那些通俗易懂，顯淺易知的作品，而不願意去讀那些晦澀難懂，玄幻莫測的文章。

汪曾祺散文的美就美在這種和諧之美，在平淡中品味不平凡，他把最普通的道理從敍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裏細細流出，讓人觸動，讓人贊同。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獨特魅力，用最平凡的語言訴説道理，站在大眾的角度和讀者一起領悟，讓自己的心離讀者更近。他往往用方言俗語來拉近自己和讀者的距離，使文章讀起來更為親切。比如在《八仙》這段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笊籬這東西實在和仙人不搭界，拿到手裏也不大好看，南方人甚至有人不知道這是啥物事，於是便把藍采和的大拍板借給了他，於是他便一天到晚唱曲子，蠻寫意。”再如在《尋常茶話》中：“曾吃過一塊龍井茶心的巧克力，這簡直是惡作劇!用上海人的話説：巧克力與龍井茶實在完全"弗搭界"。”以上這些“不搭界，啥物事、蠻”等江浙地區的方言都是易懂的，為大眾所熟知的方言，這些語言的使用既恰到好處的表達了意思，又拉近了和讀者的距離，使人們讀起來很舒服。

汪曾祺是始終把讀者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他也是一直以此為契機進行創作的。他不像現在有的作家或文藝工作者寫出的作品，不顧廣大讀者的感受，認為反正有人讀懂就行了，沒看懂的則是境界沒達到那個層次。我認為這樣的作品是失敗的，也是會被時間所遺棄的。汪曾祺曾説過，“一個作品寫出來放着，是個人的事情;發表了，就是社會現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對讀者負責”，可惜現在像汪曾祺這樣的心裏一直裝着讀者的，有“良知”的作家很少了。

有人説，這世上有兩樣東西可以治病，一是語言，二是藥物。汪曾祺的語言能不能治病尚且不得而知，但能去除煩惱卻是事實，借用作家凹凸説過的一句話：“長官不待見我的時候，讀兩頁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不待見我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時候，讀兩頁汪曾祺，便心地釋然，任性由她”。汪老的書的確有此功效，當你的心感到累了，倦了的時候，泡一壺清茶，捧起汪曾祺的書，書裏的樸實的文字會慢慢滋潤着你的心靈，你的煩惱也會慢慢變淡直至消失,此時好的心情會逐漸地湧上心頭。當你放下書本時，你會覺得這世界上有太多的美好的東西需要我們去挖掘、去欣賞，去享受。這就是汪曾祺帶給我們的精神財富，隨着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需要汪曾祺，需要他的這種和諧健康之美，正如作家鐵凝所言：“一個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沒有如汪老這樣一些讓我們親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

論汪曾祺散文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

汪曾祺是中國當代著名散文家。他作為本世紀一個重要文學流派——“京派”文學的傳人，其散文無不折射着中國傳統文化的藝術精神和審美特徵。他認為：中國的新文學，只有散文，卻是土產，淵源有自，可資借鑑汲取的傳統很豐。(注：汪曾祺：《當代散文大系總序》。)他的散文就是極好的承載了中國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濟的精神特點，從而豐富了本民族的文學創造。

他出生於江蘇高郵，這地方古文化淵源甚深，具有江南水鄉的特色。汪曾祺説：“我的家鄉不只出鹹鴨蛋。我們還出過秦少游，出過散曲作家王磐，出過經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注：汪曾祺：《我的家鄉》)他的家是一個帶有濃厚儒家文化色彩的開明地主之家。他的祖父是前清的“拔貢”，治家有方，自奉甚薄，愛好古董字畫，曾親自教他《論語》和書法。祖母是一個勤快的人，一年四季忙不停，善做各種風味吃食，為他日後對飲食文化的精到品味和賞鑑起了很大的影響。(注：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父親是一位“通才”從各種運動到擺弄各種樂器，以及畫畫，刻圖章，無不精通;並且為人隨和，手藝靈巧，善於給孩子做各種玩意兒，諸如 荷花燈、紡織娘燈、西瓜燈、風箏等，是個“孩子王”。因而汪曾祺説：“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注：汪曾祺《我的父親》)汪曾祺從小還喜歡出入街上兩旁的店鋪，“到銀匠店裏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他從小耳濡目染這些手藝人的生活方式，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注：(20)汪曾祺：《自報家門》。)可見，汪曾祺從小就置身於“無可排除”的傳統文化之中，這些勢必影響着他的人生觀和審美趣味的形成。汪曾祺雖然年輕時迷戀過尼采、叔本華、薩特等西方哲學思潮，但他卻能融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其主要思想仍然體現為內儒外道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