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開封，曾在滾滾黃河的衝擊下毀於一旦，致使昔日的市容深藏於地下。幸有留存的史冊，記載了汴梁城忠與奸、善與惡、正與邪、權與法殊死相搏的慘烈狀；記載了七朝古都會的興與廢、盛與衰、智與愚、新與舊的交替過程。只要在那裏登高一望，誰都會想到《清明上河圖》的繁盛圖景與人氣指數。其實，英傑或平民的遺蹟大多隨着潮漲潮落漸漸遠去，惟有千年鐵塔、鎮河的鐵犀矗立於斯，努力支撐着失落殆盡的古都舊痕。
記得第一次來到開封，恰逢“花褪殘紅青杏小”的時節，包公湖畔的新柳含情、燕影掠波，把“東府西祠”輝映出融融春色。一夜春夢初醒，夜雨初霽，我踏着開封府衙滑潤的石階試圖去
覓古風，一時間感觸頗深的是，這裏既有森嚴、莊重的府衙氣氛，也不失儒雅、飄逸的文苑格調。因為，除了“秀幹終成棟”的包相爺在這裏坐過堂之外，與他同為宋天聖年間進士的大書法家蔡襄以及文學巨擘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等都曾在此任過職，都曾在這裏揮墨行吟。可歎的`是，仿古建築那種光鮮色調和略帶誇張的建築模式漸漸把我從遠古中拉回。伴遊的文史學者樊女士見我一臉悵然，略帶遺憾表情對我如實相告，開封府署的原址早就在明軍“扒開黃河口、低檔李自成”的震耳洪波中成為泡影，而今只剩下一潭清水，即今天開封西南角的那個“包府坑”。由此，我萌生了探訪包公長眠處的想法。
在樊女士的指引下，我驅車趕到了位於鄭州、洛陽之間的鞏縣。
鞏縣的“鞏”字，頗有講究。由於此地南有嵩嶽為屏障，北依黃河為天險，河山封固、易守難攻、古來一直為河洛之咽喉，所以，以“鞏”字命名。
車停鞏縣，以詩歌創作步入文壇的我，自然要先到老城東的杜甫故居拜謁。從詩聖居住的筆架山下來，我便匆匆趕到南北長約15公里、東西寬約10公里的宋陵。
立夏前淅淅瀝瀝的雨，像是送春的淚滴，古陵墓在風雨迷濛中更顯肅穆。北宋七位皇帝、千餘位皇室宗族及勛臣名將都安息於此。“蓋棺論定”有時也未必能“定格”，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宋陵遭到了大面積毀損。看過這段史話後，我撐着傘默默站在荒冢雜草間，內心深處又升浮起世事難料、甚至皇族貴胄身後事也難料的一絲悵然。
包公墓在皇陵附近。圓形墓冢櫛風沐雨，像在陪伴着沉睡的宋天子。據明嘉靖34年修的《鞏縣誌》所載，包拯墓位於鞏縣宋陵內，清以後也有版本記述宋陵附近的包拯墓。一向以“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著稱的包大清官是在宋嘉佑年間（公元1062年）辭世的。屈指算來，已近千年。為國家盡忠，為百姓討公道不過短短數十載，卻贏得了千年美名，箇中情由，折射出國人由來已久的趨善之心和感恩之念。
一聲春雷，餘聲不斷，原野中的荷塘裏似乎傳出了蛙鳴。陡然，一片迷惘襲上心頭，因為，我追憶起了那年在合肥遊走的光景。
合肥古稱廬州，為包拯出生地。我曾為尋包公祠，徜徉於古城南門外的包河公園，那是包拯幼年讀書的地方。記得園中香河墩的荷塘裏盛產一種紅花藕，聽説此藕斷開時不見藕絲，與包公“鐵面無私”音同意合。只是當時也是春暮，只能臨塘觀賞小荷，無緣品嚐鮮藕的滋味。包河公園東側便是包拯墓園。前墓室展示着3000餘字的包拯墓誌銘，為宋文宋刻實物；後墓室安放着金絲楠木棺槨，附墓區為包拯夫人蕫氏、子媳、長孫及後裔的墓葬地。從種種跡象表明，這裏該是包公的真正棲息處。
那座古城有考古者發掘的文字資料，有南宋慶元年間淮南西路安撫司林至撰寫的《重修孝肅包公墓記》，淝水之畔也有墓誌銘詳述了包拯的生平。記得那天，我徘徊在古廬州城內外，記載了許多與包公相關的史料。
宋、明的朝廷為什麼建兩座包拯墓？為什麼都有遺存下來的佐證？被天子、百姓甚至與大宋朝廷刀兵相見的契丹人都一向看好的清官之墓葬，似乎不該被敵對勢力揚棄毀損，為什麼非要設一座“疑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邊走邊想，不覺來到離縣城不遠的小鎮。找個茶攤坐下，一面細細品味着鞏縣銀花特有的芳韻，一面與擺茶攤的長者攀談，話題轉來轉去，又回到“包公兩座墓地之謎”上。老人為我續上水，大笑着説：“包公一生破解了無數謎案，到那個世界了，總該給他老人家留下一個謎吧！”
風雨早就止了，路邊的青草上垂着晶瑩的彩珠。彩從何來？莫非是天邊隱現出的一抹虹影所致？包公何處往？或許是清正廉潔淡化功名的一種詮釋？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