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手抄報資料

校園欺凌並非一個法律概念，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以及行政管理中使用，這也是為什麼對此的表述並不統一，有人會使用“校園霸凌”這樣更具衝擊力的字眼。下面是校園欺凌手抄報資料，和小編一起看一下吧。

校園欺凌，學校不該是第一道防線

近日，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了《關於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開始對校園欺凌現象專項治理。這是好事，校園欺凌的確該認真管管了。這些年來校園欺凌現象屢見於新聞報道。有的不僅情節惡劣令人髮指，甚至還公然錄製視頻在網上炫耀。戾氣蔓延甚至殃及教師羣體，出現了直接傷害乃至殺害教師的極端例子。

校園欺凌現象屢禁不止，以及此次專項治理行動本身，都反證了相關法律的粗放或執行力的不足。現實經驗是，只要不出現特別惡劣的後果，有關校園欺凌的法律法規幾乎都處於沉睡狀態;更何況還有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的強制性與青少年犯罪年齡下移現實的扞格。國人很多時候缺乏法治精神，習焉以和為貴的傳統倫理，一旦出現校園欺凌，學校出於家醜不可外揚等利害關係考慮，反倒可能成為施害者的“第一道防線”。例如，當備受關注的洛杉磯中國留學生施虐同胞一案，最終以多名留學生的獲刑告終時，幾乎同期發生的南京某中學的欺凌事件(施虐程度幾乎不相上下)，處理結果卻幾不為外界所知。

法律法規，按理説不只是為了事後懲戒，而是為所有公民構築安全空間。這一理念的實現，有賴於規則的細化、責任的明確，以及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剛性，剛性才能確立規則制度作為守護神的威懾。如果校園欺凌從界定到處理，均在法律法規、校紀校規、下不為例或者罰款檢查了事之間躲閃遊移，那麼，一種多方受害的非合作博弈就會形成。

施加校園欺凌的學生，習慣了違法行為只在學校解決，相信學校不能拿他們怎樣(最多是處分)，進而相信受害學生不敢舉報或者不怕被舉報，因而越發肆無忌憚。受害的學生，只要所受欺凌在可以忍受範圍，往往也不敢舉報。因為他們也知道學校不會拿對方怎樣，舉報招致的可能是變本加厲的報復。而學校也不習慣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問題。有些學校由於害怕出現極端事件、害怕社會輿論，往往在受害學生和施害學生之間進退失據，只能訴諸批評教育等有限的內部手段。這無形間又縱容了施暴者的戾氣。

此番《通知》規定，對造成惡劣影響的校園欺凌事件，將予以通報、追責問責並督促整改。這對於破除博弈困境，無疑有一定的震懾作用。但是，想要真正消除校園欺凌，僅有專項整治還不夠，必須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校方和有關單位的救護責任法律化，讓管理不善、監護不周者付出輕則民事、重則行政甚至刑事責任。也就是説，必須根除架空法律、法規的博弈困境。如果對校園欺凌背後的中國世情缺少足夠的警醒，不打開校門，讓法律“進門”，專項治理之後，問題可能還會重來。而這，又何嘗不是法治社會的一個普遍問題。

佔比極高：嚴重凌虐事件中，少女超過少男

在人們傳統的認知中，校園欺凌是“雄性事件”，處於青春期的男生學“古惑仔”很正常。不過，這個印象得改改了。這幾年，手機拍照和拍攝視頻非常方便，少男少女們也喜歡上載照片、視頻到社交網絡上分享。時不時便有人“曬”出欺負別人的“鐵證”。這些極端欺負事件也逐漸走入大眾眼簾。只不過，當媒體報道之後，公共輿論聚焦在“校園欺凌”這個大議題上，對性別未有太多的着墨和關注。

少女之間的凌虐現象很嚴重少女之間的凌虐現象很嚴重

《今日話題》針對今年3月份到6月14日媒體公開報道的嚴重校園欺凌事件做了一次分析，發現17起事件中竟然有76%是少女欺辱少女。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也發現——2015年1月至5月媒體曝光的40起校園暴力事件，32.5%是女生之間的暴力行為。儘管由於統計口徑不同(前者選擇的是欺凌性質的事件，普通打架鬥毆不算，後者則是以暴力行為作統計標準)，不過都顯示出少女之間的凌虐現象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遠遠超乎想象。遺憾的是，不管媒體也好，學界也好，對這個現象的聚焦幾乎是一片空白，相關研究非常少。少女凌虐和普通的校園欺凌當然是有區分的，連症狀名稱人們都沒找對，更別説對症下藥去預防了。

少女凌虐又多又惡劣有兩大主因

基礎：青春期少女有着獨特的圈子文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從青春期走過的女生，大多都有這樣的體驗——女孩們組成一個又一個的小圈子;圈子內有核心人物;圈子內的人互相影響，一致對外;進不了圈子的人很容易被欺負。

為什麼圈子這麼重要?這和青春期的獨特性有關性。在這一時期，小大人們既渴望脱離兒童，又還不是真正的成人，他們成日在一起，形成一個互相影響的“小社會”，彼此給予歸屬感、安全感。儘管男孩子也需要圈子文化，但是受到傳統文化裏對“陽剛之氣”的期待，他們較少採取多對一和虐待的方式行事，更熱衷於實力看似平等的單挑和打羣架。而女生則不同，社會對於女性和對男性的性別期待和身份定義是不同的。對女孩欺凌問題有着深入研究的美國學者瑞秋-西蒙寫了一本叫《壞女孩出列》的書籍，她認為，“因為社會不鼓勵女孩表達憤怒，所以她們只好暗着來。長期以來大家都覺得女孩間的親密友誼對她們很重要，因此對女孩來説，失去友誼或受到特定集團的孤立都是大災難。”

美國電影《賤女孩》講述了高中女生小團體的勾心鬥角，女孩間的小圈子欺負全球都常見美國電影《賤女孩》講述了高中女生小團體的勾心鬥角，女孩間的小圈子欺負全球都常見

所以，女生即使暴怒，也很少採取直接約架的形式來發泄。然而青春期是敏感的，也是衝動的。嫉妒、討厭、憤恨、爭風吃醋等情緒總得要個出口，這時候“小圈子”文化就顯現出威力了。圈子內的“大姐大”不管是自己還是圈內的姐妹有情緒了，都會“振臂一呼”，其他的跟班們馬上響應。欺凌，對於圈子外的人是痛苦的，對於圈子內部的人卻是“幸福”的——“大姐大”藉此樹立威信、宣示權力;小跟班藉此融合進圈子、提升自己的“社交地位”;即使不願意欺凌的人也迫於社交壓力，不敢出來説話，順從地聽“大姐大”和同伴的話。

很多時候，女孩間的欺凌與早戀、情感糾紛、爭風吃醋相關很多時候，女孩間的欺凌與早戀、情感糾紛、爭風吃醋相關

升級：社會、家庭、學校對這樣的小圈子約束力弱，“孤島”裏的小團體行為升級

全世界的青春期女孩都可能搞圈子，欺凌常見。但，更多的存在形式是一種看不見的“冷暴力”，例如傳謠、孤立等等。因為無論如何，學校、社會、家庭都對孩子存在約束力的。是什麼讓看不見的暴力變為了明晃晃的凌虐了呢?

這和環境有關，回顧那些極端少女凌虐事件，發生在大城市的並不多，反而是小縣城常見。因為，這些地方學校、家庭、社會對學生的約束力都很弱。一不小心便從“冷暴力”升級，走向“性暴力”。

甚至家庭、社會一些不好的風氣和現象還會讓人模仿。換句話説，這些欺凌少女們組成的圈子像是一個個的孤島。在這個孤島內部，團體成員行為高度一致，聽從“大姐大”發號施令。

今年1月，雲南發生的欺凌事件中，施暴者都是留守兒童今年1月，雲南發生的欺凌事件中，施暴者都是留守兒童

心理學中有一個很著名的名詞叫“路西法效應”，顯示是在一個封閉、高壓的環境下，服從權威的好人也能變惡魔。而在心理學中還有一個名詞叫“責任分散”，大概意思是很多人一起去做一個事情時，沒有人會認為自己要負責任，諺語云“沒有一個雨滴會認為是自己造成了水災”。在這樣的情況下，多人欺負一人，走向極端實在不奇怪，大多數參與者壓根兒不會覺得自己做錯了，以虐待為樂子。

此外，智能手機的普及也不能忽視。現在，青少年人手一機，很容易拍攝欺凌畫面。而不僅僅是在彼此間分享，還樂於上載到社交網絡去，從而“凌虐”不光是一個小圈子的內部問題，還能夠迅速地“傳染”給他者。例如山東蘭陵縣的中學女生，看到了網絡上的欺凌視頻之後，進行模仿。實際上，新的技術手段給在國外也帶來了女性欺凌手段升級的問題。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學者們在2012年調研了9000多名學子後發現，28%的女性和15%的男生報告受到過網絡欺凌，前者將近是後者的兩倍，而報告在校內被欺凌的男女比例相差很小。網絡上欺凌行為實施便利且傳播更開放。而對於男生而言網絡暴力顯然沒有實打實的“拳頭暴力”來得爽快，所以比例要低得多。

豈能再對如此嚴重的少女凌虐現象視而不見

除了呼籲嚴懲，還得呼籲不裝瞎

在美國犯下凌虐同胞惡行的中國學生，面臨着理論上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罪名。而那些中國極端案例中的學生，大部分被教育機構給訓斥教育，剩下很少的可判刑的極度惡劣案件也基本是緩刑。所以，在上個專題裏，我們已經呼籲過嚴懲，這樣才能既震懾住“小惡魔”們，也對受害者公平。而嚴懲的前提是，社會對於頻頻發生的少女凌虐現象不再視而不現，當個瞎子。現狀是，無論教育機構、社會媒體、研究學者還是官方部門，對於少女凌虐現象都失察、失語居多。甚至根本搜不到幾篇針對性的學術論文。

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名15歲少女因不堪欺凌自殺，引發全社會震驚，政府、學界乃至公共人物都紛紛行動起來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名15歲少女因不堪欺凌自殺，引發全社會震驚，政府、學界乃至公共人物都紛紛行動起來

而只有正視，才能鼓勵受害者説出來，避免情況惡化

在少有的幾篇關於少女欺凌現象的研究中，重慶師大賀嵐的論文《看不見的角落》，訪談了多名女生和學生，是良心之作。其中一名化名為G的老師這麼解釋自己的視而不見：“也不能説是袖手旁觀吧?當老師的其實最煩最怕的就是這種……但是，當時班上的情況實在是……我總不能為了一個人而導致自己別的工作無法開展吧?那不是更得不償失?真的發生過類似的情形的，你還別不信。法不責眾啊!學校也一樣。”老師如此，被傷害的學生更加不會報告了。而一次次的沉默，縱容了整個欺凌惡化，也讓欺凌者越來越猖狂，最終變成極端惡劣的少女凌虐。

受害者大聲説出來很重要。賀嵐論文提出一個理論和觀察——“‘永遠説真話’，這將有利於母親幫助女孩樹立信心，使得她們在從容地面對自己的種族和性別問題的同時懂得如何應對突發狀況……大城市裏的母親更多地會教導女孩在面對衝突的時候要向男孩一樣採取反擊，而不是一味剋制和忍氣吞聲。”而如果家庭、學校、社會不正視，受害者談何勇敢説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