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史學的繁榮興盛，其重要原因是中國具有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這兩條互動、互補又互相排抑的發展軌道。而形成組織化、制度化並且連續發展的官方史學，是中國傳統史學區別於西方古代史學的顯著特點，‘自方和私家作為兩種不同性質的史學活動主體，視野、價值觀、利益訴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而處於不斷的矛盾與磨合之中，交織出多彩的史學景觀，演繹着豐富的規範與理念。因此，欲深入研究中國史學史，就有必要考察史學雙軌發展格局的形成過程和運行機制。
一、中國傳統史學產生於官方
一個上古民族，是否能夠產生原發性的歷史學，實為或然性，而即使產生史學，其形式和途徑也非一定。這從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對照和中西史學的比較即可看出:第一，文明發達很早的古埃及，僅存豐富史料並未產生本民族原發的史學，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覺記史意識與強勁的記事求真理念。史學產生的社會條件，需要發明文字和具有相當程度的歷法，需要大事件的激發，更需要一定社會背景下產生強勁的記事求真意識。第二，西方史學的產生，可以從古希臘説起，“希臘人是史學創始人，正如他們也是科學和哲學的創始人那樣。歐洲的史學無須向更古的時代追溯了”扭，其標誌性成果是希羅多德撰著的《歷史))(又稱《希臘波斯戰爭史一書。因此，西方史學實際是從私家撰史誕生的。 然而中國史學乃是從官方產生，這是與古希臘完全不同的途徑。在西周武王伐封之後，統治者面對殷商“頑民”的反抗，總結殷商滅亡的原因，同時思考如何建立穩固的統治秩序，形成“殷鑑”。
二、私家史學的勃興與超越
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輝煌發展的興盛時期，眾多學派興起，百家爭鳴是其重要特徵;而伴隨百家爭鳴的進行，私家著述也大量產生，此為先前沒有的文化現象。春秋時期，即使儒學創始人孔子，也未曾撰著個人的著述，這主要不是因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乃是整個社會與時代並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所謂孫武撰《孫子兵法》，乃是緣於傳説的不可靠記述，“孔子作《春秋》”的説法也缺乏實據且疑點重重，皆不足為訓。但到了戰國時期，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學派蜂起，相互爭論，諸子百家為擴大社會影響、壓倒異説，產生了撰輯著述的需要;而為了學派傳承的廣遠，也不能單憑口耳相傳，需要付諸文籍。這樣，私家著述的湧現成為必然的趨勢。諸子的論説各自彙集為書，一些傳説、故事和實用知識編纂成型，私家的歷史撰述也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產生。不少私家著述實際並非一人所作，如《墨子》《莊子》之中，既有本人之文，也匯入後學撰述，《管子》更是多種學派文獻的雜編，學士將一些論説和撰述歸屬於本學派或某學派的創始人，是當時社會文化的常例。
在戰國的百家爭鳴中，儒家是孔子所創立的學派，既比其他各家淵源較長，又熱衷於招生授學而徒眾亦多，其內部支派分立，理念參差，學術深淺不一，可謂處於“雜儒”泛泛的狀態。但秉承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Cs7 }-}}f}}n;的遺訓，儒家比其他學派更重視歷史、重視歷史文獻，則為共同的特點。在私家撰述風生水起的背景下，不能像孟子、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許多儒學士人，不僅編輯、整理、解釋《詩》《書》《易》《禮》等文獻，而且編撰了《左氏春秋》①、《國語》等史籍。《左氏春秋》和《國語》，是戰國時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左氏春秋》後稱《左傳》，其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學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我們認為著名先秦史學家徐中舒的説法比較可信，要點是:《左氏春秋》起先乃貴族盲人左丘明開始講説。
三、官修《東觀漢記》與史學發展新格局
《史記》取得輝煌的史學成就，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面世之後，立即引起廣泛注意，許多學者接續撰寫，私家史學的發展遠遠超越了官方，西漢自司馬遷之後，自方史學兒乎看不到任何起色。但是，在《史記》成就被肯定的同時，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傾向的聲浪，西漢末年，揚雄就曾指責《史記》述史“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而東漢初續寫《史記》的班彪，則批評司馬遷“薄五經”、“輕仁義”、“賤守節”等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用語可謂十分尖刻。因此，司馬遷所開闢的史家個性發展的路徑，在私家學者中就遇到反制，而官方也隨之作出相應的史學舉措。 班彪之子班固承襲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學思想，並且作出重要的改變，即決定將西漢的歷史斷代成書，擯棄了接續《史記》的撰述模式。班固認為:司馬遷不僅在歷史觀點上“其是非頗謬於聖人”《馬遷傳》，而且那種通史的寫法也是把漢朝“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同樣有不敬之嫌，於是“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後又“學通《尚書》”，具有相當的史學造詣。他對《史記》的思想傾向很不滿意，後曾公開對文臣宣稱:“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而閲讀了班固《漢書》文稿，則十分讚賞，在對不同的私修史既有厭煩、也有賞識的感受下，受《漢書》體例和宗旨的啟示，遂決計由官方纂修當朝的.紀傳體國史，將史學拖向依附於朝廷政治的路徑。 《東觀漢記》的纂修在東漢是間斷性地修纂，即積累一段時期後，由皇帝或其他執政者提議，再接續編撰。根據前引班固事略，可知於漢明帝時纂修伊始，就創立且編撰了“載記”，説明當時己經作出體例的全面規劃。此後，漢安帝至順帝、漢桓帝至靈帝兩大段時期也取得重要進展。漢安帝時鄧太后重視文史典籍，她親自部署纂修《東觀漢記》事宜，先後兒次令文官劉珍、劉駒膩、劉毅、李尤等人撰述名臣、節士、儒林、外戚等傳以及史表，整理修訂本紀。漢順帝時，多名文官接續這些纂修工作，撰成“諸王”、“王子”、“功臣”等傳、《南單于傳》《西羌傳》以及《恩澤表》。
四、史學雙軌發展格局的重大意義
東漢建立的傳統史學雙軌發展格局，對此後的社會文化、民族關係都產生很大影響，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
第一，挽救秦朝、西漢官方史學的衰退局面，使之復興。如前所述，中國古代史學從官方產生，但戰國時期私家史學己經發展到超過官方的水平。秦始皇在武力統一全國的進程中，滅裂六國曆史載籍，而秦國的歷史記載又很不健全，司馬遷曾慨歎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口月，其文略不具。”田卷《六國年耕》西漢官方雖然在儒學經典的恢復和促進文學發展上均有不少建樹，但史學作為甚寡，西漢朝廷有記事性“註記”(又稱“著紀”)，現存資料卻見不到朝延對這種記史體制的描述，説明記史制度己經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因為秦火，戰國時期東方六國的官方史學狀況難於考知，但《竹書紀年》能夠表明己比春秋時期有所進展，而秦與西漢的官方史學，反不及戰國時期。東漢對《東觀漢記》的撰修，抵消了司馬遷另一史學途徑的影響，扭轉了官方史學停滯、衰頹的局面，不僅修成一部影響很大的紀傳體史籍，而且帶動了記史體制的發展。東漢堅持了“漢之舊典，世有注召紀第十’“脾’召紀》的記史方式，還創造了宮內“起居注”的載籍形式，啟示了西晉以後的記史制度的建設。此後，‘自方史學的發展和繁榮，就是在東漢的基礎上再度興起的。東漢不僅是漢朝的“中興”，同時也是官方史學的“中興”。
第二，東漢將官方與私家史學的關係，進行了成功的整合，構建了史學發展的新格局，這是中國傳統史學得以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自方的記史制度雖在春秋時期即己擴展到各個諸侯國，但編年記事的載籍乃藏於宮廷，並不傳播。至戰國時期私修史興起，雖然官方一些“語”類、“書”類、“譜煤”類文獻，可能有所流佈，但編年史記依然封閉，連《竹書紀年》之書也如法祕存，直至隨葬而少人知曉。可見當時官方史學與私家記載之間，尚未構成充分互動的社會結構，致使史學發展持續性的鏈條存有脆弱的一面，秦朝與西漢官方史學的衰微，即是這種脆弱而的反映。裔，國號為大夏，鮮卑宇文氏自稱炎帝神農氏之後，其政權命名為“周”，諸如此類，兒乎所有少數民族政權均採用歷史上己有過的國號，如“燕”、“趙”、“秦”、“漢”、“齊”等。
這種歷史文化的認同，成為該時期民族大融合的最先導、最穩定的促進因素，北方民族各政權內皆有明顯的“漢化”，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乃為最突出的典型。東晉、十六國、北朝這一歷史階段，是漢族和漢族政權相對弱勢的時期，但是恰恰這一時期，各少數民族政權紛紛開始了記史、修史的官方史學活動，從而在漢人政權弱勢的形勢下確立了漢文化的主導地位，推動了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由此可知，東漢時期官方史學的勃興，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發揮了多麼重大、深遠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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