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在世界貨幣史上享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宋初，交子在四川首先得以發行和流通。歷代以來，不論是正史還是私書都對其作了大量相關的記載。但是僅從貨幣的演變史來看，又難免會令人費解。為什麼先前的貨幣都採用一些相對貴重或稀缺的材料來鑄造，而到了宋代，卻用紙這種相對廉價又普通的材料來造幣呢?是否民間會接受這種“廉價”的幣材呢?針對這一問題，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作簡單的介紹和分析。
一、交子產生的原因
宋初，紙幣在四川首先得以發行和流通。關於交子在四川誕生的原因，文獻中有多種記載。文瑩在《湘山野錄》中記載“公以劍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曾鞏也指出“蜀人以鐵錢重，私為文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既久而或不能嘗，民訟不已。”可以看出，這些觀點都將交子的產生歸結於：鐵錢太重阻礙了貿易的正常發展。現代許多歷史學家也堅持這種觀點，如加藤繁認為交子是民間為解決鐵錢的不便而創設的。汪聖鐸也在《兩宋貨幣史》中指出“顯然，交子在當時四川產生，鐵錢沉重不便貿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這是無可懷疑的。”然而，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指出“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鐵錢五十餘萬貫，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在這裏卻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為錢荒也是交子產生的重要原因。
筆者以為，交子產生作為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是由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從一方面看，益州作為中國西南地區的大都市，自古至今經濟一直很發達。特別是唐安史之亂時，玄宗入蜀避難，益州也因此變成唐代行都，從而大大刺激了四川經濟的繁榮。當時的四川就有“揚一益二”的説法。宋人李良臣在《東園記》中記載“西南大都會，素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於通逵，層樓複閣蕩摩乎半空，……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布，黃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益州經濟的發達可以顯而易見。同時，“益州之壤，鎮撫全蜀，直國坤維，雖車書混一，初無彼此之間，然去都國幾萬裏，了不與中原接壤。地西接蠻戎，慮其溢泄，賦幣以鐵。”宋代商業貿易發達，與邊疆少數民族的聯繫一直很頻繁，於是造成了銅錢的大量外流。本來銅錢就已供不應求，蜀人只好另闢蹊徑。起初，鐵大體上滿足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隨着北宋貿易對貨幣的需求增加，鐵錢的不利一面就顯現出來了。眾所周知，貿易的發展需要發達的貨幣流通做支撐。後來，我們卻看到“蜀人以鐵錢重”“民間錢益少”等與四川經濟發展相悖的歷史現象。因此，這促使蜀人去尋找更好的幣材來緩解這一狀況。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宋代布衣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大大促進了鈔幣制的產生。“……益州……諸豪以時聚首，用同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户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每歲絲蠶米麥將熟時。又印交子一兩番，捷如鑄錢，收買蓄積。”由此可見印刷術的發展對鈔幣制的進步所起的作用。同時，當時的造紙技術也為紙幣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不難想象，這正好迎合了當時四川的需要，為貿易提供了優質的'幣材。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促成了交子這種新生事物在四川的產生。
二、交子在宋初民間的流通規模
透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數史學家僅侷限於交子產生的時間、原因、性質及兑界稱提問題，卻往往忽略了對交子流通具體情況的認識。宋初交子的流通具體到了什麼程度呢?
1. 從交子的購買力説起。“真宗時，張詠鎮蜀，……設質劑法，一交一緡……富民十六户主之。”《楮券源流》《續資治通鑑長編》《蜀中廣記》等都對其作了大體相同的記載。 可以看出交子的產生是與富民、豪強分不開的。從交子發行的面額來説，宋代交子的面額到底多大，宋代文獻史料中對其進行了大量的記載。《宋史》中記載“……張詠鎮蜀……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宋朝事實》中指出“自一貫至十貫文，合用印過，上簿封押”;《蜀中廣記》則記載“每道初為錢一貫至十貫。寶元二年以十分為率，其八分每道為錢十貫，其二分每道五貫。若一貫至四貫、六貫至九貫，更不書放。熙寧元年，始以六分書造一貫，四分書造五百，重輕相權，易於流轉。”《宋朝事實》中又記載“逐界交子十分內，紐定六分書造一貫文、四分書造五百文，輕重相權，易為流轉”通過這些記載，我們不難看出，發行之初的交子面額是很大的。這麼大的面額，在當時的民間社會中能否大量流通呢?我們需要通過當時民間的物價來加以説明。首先看看張詠鎮蜀時的社會購買力，據韓琦記載：“張尚書詠在蜀時，米鬥三十六文，絹匹三百文……”宋真宗景德二年，四川鑄行了景德大鐵錢。據李燾記載“……乃詔知益州張詠與轉運使黃觀同議，於嘉、邛二州鑄景德大鐵錢，如福州之制，每貫用鐵錢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兩成，每錢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這裏明確的指出了景德二年時大鐵錢與小鐵錢、銅錢的兑換比例。參照當時銅錢的購買力，韓琦記載的“米鬥直錢三十六”應該是指景德大鐵錢。根據史料記載，張詠一共兩次鎮蜀。第一次是從宋太宗淳化五年至宋真宗鹹平初年，另外一次是從真宗鹹平六年至景德三年。雖可以確定張詠在真宗時期知任益州，但其任期也與“祥符中,張詠鎮蜀……”的史料記載相矛盾。我們暫且將這一問題放於一邊，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第一種情況是張詠鎮蜀時的景德年間，紙錢與景德大鐵錢兑換比例。因史料記載，當時實行“一交一緡”，而當時的糧價為“米鬥三十六文，絹匹三百文”，因此可以推算出當時一交可以購買將近 28 鬥米、3匹多絹。第二種情況是祥符年間。因為在史料中未見有對這一時期蜀地糧價的直接記載，我們只能間接的通過其他地區的數據來加以説明。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記載，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路皆大稔，米鬥錢七八。”可見，當時物價水平還算很低。再加上相隔時間很短，所以當時的物價水平不會有很大的變化，當然交子的購買力還是過於強大。其後，交子的面額一直很大，“自一貫至十貫文”。所有的這些數據都在説明一個事實，那就是當時交子的面值是巨大的。因此，如此巨大面值的紙幣，是不可能在當時的下層民間中得以大量流通的。只有到了後來熙寧年間交子的面額有所減輕，“熙寧元年，始以六分書造一貫，四分書造五百，重輕相權，易於流轉”，此時交子才真正的在下層民間得以流通。又據《宋史》記載，熙寧初年，“遂計實直紐作稻穀一色，每鬥中價百有二十”，這時的物價水平也大幅提高。這樣，五百文的面額就可以與當時的物價水平相承接了。間接的説明：只有到此時，交子才真正得以流通。
2. 交子的流通區域。根據前述史料的記載，我們已經清楚的知道交子最初是在四川流通的。那麼除四川外還有哪些地方流通過交子呢?其實在其後，宋神宗熙寧二年，河東也開始發行交子。《宋史》中記載“壬子，置交子務”，這清楚的指明瞭交子在熙寧年間在河東發行的事實。但由於“河東交子剛開始行用就出了問題，大約前後只行用了半年左右，熙寧三年七月壬辰，宋廷下令‘罷潞州交子務’”。此外，陝西也是交子流通的重點區域。早在慶曆年間就已出現交子的使用現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七記載“丙戍，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範宗傑為直史館、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使兼管勾交子公事。”[18]卷一六○中更指出“己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草。時議者謂蜀商多至秦，方秦州乏軍儲，可使入中，以交子給之。”由此可見，交子已在陝西得以流通。陝西交子流通之初是借用四川交子，後來它也開始獨立發行交子。《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九中指出“庚戍，詔陝西已行交子，其罷永興軍買鹽鈔場。”後來雖然發行範圍有所擴展，“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但除四川外都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北宋的全國區域來説，交子流通的區域是微乎其微的。
3. 宋初的商品流通量。北宋四川的商品流通量，史無記載。賈大泉根據《宋會要輯稿食貨》16 熙寧十年前所記載的川峽四路各地每年徵收的商税額統計，在熙寧十年前北宋四川每年共徵收商税 5881970 貫。同時他又根據《宋史食貨志》中“行者賚貨，謂之過税，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税，每千錢算三十”的記載，推算出全年流通中商品交易總額為 23258 萬貫。(即徵收行商2%，住商 3%的商税，然後平均按 2.5%的税率計算。熙寧十年前四川商税總額 588.2 萬貫，除以2.5%，則全年流通中商品總額為 23258 萬貫)此外加上每年鹽、茶、酒課的專賣收入和大量零星的無法徵收商税的商品交換，他估計全年流通中商品交易的價格總額可能接近 30000 萬貫鐵錢。[22]然而，據費著《楮幣譜》記載，“自二年二月為始，至三年二月終，凡為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其後每界視此數為準。”[23]每年 125 貫交子的發行量與接近 3 億貫的商品交易總額簡直是天壤之別，而這又恰恰證實了當時的交子是不可能在下層民間得以大量流通的。
通過上面對交子使用羣體與流通範圍的認識，筆者認為交子在發行初期並不是發達的，甚至可以認為它只是富民的“專用品”。它可能只是流通在當時的一些富商大賈與下一級的代理商或經營商之間的信用工具。至於後來交子在下層民間漸漸得以流通，其程度也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紙幣那樣發達。當然其流通的具體情況，還需要我們通過更多的史料來加以完善。
三、結論
交子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從其首創性這一方面來説，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通過上面對交子流通情況的考察，我們卻又很難將對它的評價提升到很高的高度。不管是從下層民間還是整個國家，交子都沒有真正取得紙幣應有的職能。再加上在交子發行的始終，由於信用問題一直沒有處理好，以致於影響到國家政治的穩定。因此，交子作為紙幣還有很大的不成熟性。通過對交子流通實際情況的認識，有助於把握當時民間社會的面貌，並對現在社會的紙幣流通提供一定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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