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項原始部落與外族發生衝突時極重複仇，而解決部落內部糾紛時則注重調解，党項人“質直而上義”、“強梗尚氣、重然諾”，因此，盟誓在党項人的社會生活中具有極強的約束力，甚至在西夏頒佈實施了成文法典之後，誓言仍然被党項族人視為最為神聖的事情。出現於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以及《番漢合時掌中珠》的“大人”，具有調解部族內部衝突的“和斷官”身份，“大人”在西夏文獻中是對政府機構長官的統稱，該詞來自於阿爾泰語系，説明党項族與周邊契丹等阿爾泰語系民族文化的接觸與融合。
一、復仇與盟誓
党項興起之初，是以部落形式聚族而居，部落內部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在党項部落內部，“凡有所得，雖覃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即以與人，無即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解之慄、數千百緒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獻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歡”。是為党項原始部落遺風，其俗“傳愈久則俗愈定”。但是党項部落對外族卻不願來往，如遇衝突，極重複仇。《舊唐書·党項傳》党項“尤重複仇，若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跳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後復常”。遼史·西夏夕也記載，西夏習俗“喜報仇，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烹以牛羊，具酒食，趨仇家，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這種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對抗形式，稱之為血親復·當時又稱之為“酬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四記載:“羌人俗重酬報。”《西事》卷八記載:夏俗以不報仇為恥，德明與回鵲世仇，憤其兵數敗，遣張浦將精兵騎二萬攻甘表現了党項民族強烈的復仇心理。党項人一般不殺俘虜，“軍士鹼耳鼻隨還者百人”。但是多殺羌人的宋將捕獲之後，則“探其心肝而食之”，曰:“此人(指宋將高永年)奪我國，使吾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或“漆其頭顱為飲酒器”，党項人將仇人的頭顱——“鐲骸為飲酒器經常用於盟誓會上。《金史·西夏傳》記載:党項人“風氣廣莫，民俗強梗尚氣，重賓敢戰鬥”，極重報仇，血親復仇以及與外族的爭戰不息。
党項人尚武好戰，喜復仇，以不報仇為恥，而且在復仇中有“敵女兵不祥”的記載，曾鞏平集卷二十《趙保吉傳》也記載，西夏“俗喜復仇，然有兇喪者，未復，負甲葉以為記，不能壕集鄰族婦人，烹牛羊，具酒食，而趨仇家，縱火焚之，其經女兵者，家不昌，故深惡焉”夏女兵曾鞏《隆平集·西夏傳》註釋為“麻魁”，乃西夏語的音譯，婦女參加血親復仇，甚加對外戰爭，這也反映出党項民族全民皆兵、尚武好鬥的特點。
在党項族內部解決血親復仇的方法稱作“和斷”，是為党項族內部約定俗成的`民族習慣法，本俗法又稱“蕃法”、“羌法”。“和斷”就是使雙方和好解仇，和解的條件雙方協商，爭鬥中傷對受害方賠償，償命金分為以錢償命或以羊馬贖死罪兩種，宋稱之為“骨價”。《遼史·西夏》記載:“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記載:“昔，羌殺中國人，如羌羊馬贖死罪。”當時宋朝漢人殺死羌人，也要依蕃俗進行賠償，宋紹熙五年(1194年)，宋兵殺死羌人悶笆”，宋方害怕生事，故賠“骨價”三千三百緒。當一方向另一方進行經濟賠償，則雙方禾解仇後，雙方舉行盟誓。“仇解，用雞豬犬血和酒，貯於鐲骸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谷麥3男女禿癲，六畜死，蛇人帳。”’諸酋共飲之。
“盟誓”在“質直而上義”、“強梗尚氣、重然諾”的党項人中也尤為盛行。党項人將盟誓用於仇解、聯盟、議和，甚至將誓言寫人國書—誓表、誓詔。《隋書·党項傳》記載党項人“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党項人的盟誓有賭咒發誓、部落聯盟、國家之間的誓表、誓詔等類型。在“無法令，各為生業”的党項氏族社會，賭咒發誓成為人們相互約束其行為的最有效手段，結怨雙方和解後，便要舉行盟誓儀式，並要互表忠誠，信誓旦旦，獻血為盟。党項各部落之間的聯盟，也主要通過盟會實行，党項拓拔部常常處於盟主地位。元昊“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長，擇取所長”。這種軍事會盟“環坐飲”是部落會盟的雛形，並且要舉行盟誓儀式，如元昊謀攻延，“悉會諸族豪酋於賀蘭山坡與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鐲骸中共飲之”。西夏政權也利用盟誓確保與周邊強國的和平局勢。西夏立國後，對宋、遼、金採取俯首稱臣的策略，表和詔是君臣兩國之間的國書，西夏常常向宋、遼、金進誓表，以示臣服，宋、遼、金也下誓詔承認西夏的藩屬地位。
盟誓是党項社會原始遺風的保留和發展，即使在西夏法制逐漸健全的時期，也需要以精神上的約束力制約人們的行為，因此，盟誓作為約束人們思想、道德、行為的規範仍然起着作用。從西夏中後期“已結腹心同乳水，彼此發誓比命貴”的諺語可見，在党項人的心目中，“發誓”是人們生活中最為神聖的事。
二、大人與和斷官
西夏立國後，加速了立法進程，西夏法律在大量吸收唐宋律的前提下，又保留了許多民族習慣法的內容，這也成為西夏法典在接受唐宋律時有所創新和改變的原因。党項早期氏族部落社會時期，無法令賦役，發生爭端時，訴諸於和斷官，以斷曲直，殺人者只需納命價，“蕃族有和斷官，擇氣直舌辯者為之，以聽訟之曲直。殺人者納命價百二十千”“和斷官”與“陪命價”體現出民族習慣法在西夏党項社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及西夏語漢語雙解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中出現的“大人”則具有和斷官的身份。這個“大人”的身份，據聶鴻音先生考證是党項族繼承阿爾泰文化中的“大”而來的，也説明党項族與周邊其他民族之間的接觸與融合。
西夏語、漢語雙解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有“大人指揮”、“大人噎怒”等文字，而這一獨立使用的“大”西夏語讀若“魁”，在西夏文獻中用作統稱政府機構的正副長官，《天盛律令》卷十記載:“諸司大人、承旨、監軍、習判等高低，當依所定派遣，不許超遣。”“大人”最初曾經是北方少數民族社會組織的核心，首見於匈奴。《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此處大人為部落酋長，基本上是同時代的烏桓、鮮卑也有同樣性質的首領。此後，氏族大人制度在中國北方的阿爾泰系民族中存續了上千年。古代北方民族烏桓部落“大人”同樣具有原始社會遺風的特點:大人由選舉產生，被選的條件是“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無世業相繼”。大人的主要職責是，平時管理氏族部落成員間的糾紛，“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報復)，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戰時則率領氏族部落的騎兵，組織和指揮戰鬥。這些特點在西夏時代仍然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聶鴻音研究員分析認為，党項是從同時代的阿爾泰系民族契丹人處學習到“大人”這個詞。
党項在使用“大”這一詞時，各層統治者始終保留着原始部落酋長的某些成分。西夏“大人”最重要的日常職責之一是處理氏族部落成員間的糾紛，《番漢合時掌中珠》關於“大人”的文字正是關於告狀和斷案的記載。如《番漢合時掌中珠》中記載的一則典型案例，有一個西夏人，“恃強凌弱”，打傷了人，被官府抓捕，關進大牢，在人證物證面前，拒不認罪，甚至嚴刑拷打也不招供。後來，審判官(大人)向他講解《孝經》的道理，“大人指揮:愚蒙小人，聽我之言。孝經中説，父母發身，不敢毀傷也。如此打拷，心不思惟，可謂孝乎?”之後，案犯領受了《孝經》的道理，説道:“我乃愚人，不曉世事，心下思惟，我聞此言，罪在我身。謀智清人，此後不為。”於是案犯“伏罪人狀，立便斷止”。
在西夏國家法典《天盛律令》中規定作為政府最高權力機構的“中書”設有六個“大”——智足、業全、以觀、習能、副、同，“樞密”也設有六個“大”——南柱、北座、西攝、東拒、副、名人，以下諸司所設的“大”為二至四個不等。這説明到西夏法典頒佈的12世紀中葉，西夏國家的封建化已經基本完成，但在當時政府組織中仍然保留着原始氏族制度的某些遺蹟。
三、西夏法典中關於“和解”與“賠命價”的規定
党項民族喜復仇，崇尚武力，但是在部族內部發生糾紛時，往往採取調解手段，即使到了西夏中後期，帶有党項民族習慣法特徵的“和解”原則在西夏法典中仍有明確規定。例如，西夏法典對於盜竊犯罪規定，若該犯在盜竊後1個月以內，心中反悔，自首請求解罪時，上報司法部門議合，將所盜之物全部歸還物主，並且還催促同夥將贓物全部歸還物主時，罪當全部解除;若僅歸還部分贓物，則依償還多少依次減罪;若超出日期，則不須解罪減半，當依盜竊法判罪。並規定盜竊人在規定期限內將贓物如數歸還物主而議合後，不准他人再報案。
西夏法典有大量條文規定了官員犯罪量刑時“有官罰馬”《天盛律令》存在有關“以馬贖罪”的規定，《天盛律令》卷十四“誤毆打爭門”規定:“諸有官無官人往共戲，彼此無心失誤，致瞎目、折手足、折牙齒、裂脣、豁鼻等時，予之牛羊二，庶人十三杖，有官罰馬一。”隨後又規定:若足、手、目、耳、鼻毀傷嚴重時，當予之絹馬。若足、手、目、耳、鼻毀傷其一以上，當予之扎牛二。《天盛律令》卷十四“誤毆打爭門”中涉及的“毆議貴”、“戲傷殺人”、“誣告反坐”、“毆人折跌支體瞎目”、“保辜”、“良賤相毆”等都是當時中原法典的一些基本律條，見於《唐律疏議》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但是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相關規定並非簡單複製唐宋法律條文，而是在中原法律的基礎上重新調整，內容比中原法律更為詳盡，且增加了以牛、羊等實物賠償人肢體傷殘的規定，這更進一步印證了西夏法律中保留着党項原始氏族社會習慣法的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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