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教的物化思想與基督教犧牲精神的融匯
許地山在《道教史》中評論莊子的“逍遙遊”時説，莊子認為聖人不介意自我和功名，他所求的只是天然的生活——自任自適如不繫之舟漂流於人生的大海上，試要在可悲的命運中愉快地渡過去。這種順其自然又注重消極的保身 1 的人生哲學其實不只是“聖人”的生命哲學，還可以是幫助人生遭遇中的弱勢者的救世哲學。比如《商人婦》的主人公惜官，她原是一個靠夫生存，“事事承順”丈夫的鄉里婦人，後被變心的丈夫賣給印度回教徒阿户耶做了第六妻。但她還是願意活下去，要瞧瞧她的命運“到底是怎樣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為了生存”的順其自然看作是一種忽略自我的“物化”。
“物化”跟道家、道教的“對立面的統一”思想有一定的關係。德國哲學家圖根德哈特是這樣理解這種思想的：一切自然之物以及人的存在，都有起伏，誰要能從道出發來看待事物，他就接納每一次命運的轉變，也包括不幸。自然物不反思，它們只是投入到循環往復之中。而人類則感到自己有上升和下降，他們反思發生的事情而產生操心、希望和畏懼。他們只能通過第二次的反思獲得安寧——覺得自己不再上升和下降，而是意識到曲線的統一，這曲線的統一就被稱為道，這種安寧的狀態看起來就接近於自然物。
惜官當初為了活下去，就像自然物一樣接受了不幸的命運，但作者在接下來的創作中，又讓她感悟到了較高的境界。
二 道家的自然心態與基督教信仰相融
又融入禪境文本敍事一開頭探討的是應對惡意的命運的態度，亦有對善意的命運和惡意的命運交錯的描寫：涉及尚潔是誰，她的一些經歷。她本是一名童養媳，在可望的幫助下脱出殘暴的婆家。她有資本(容貌上的、財富上的)，可望待她是“想法子奉承”，但她並不愛“嗜好多，脾氣壞”的可望，認為“從不自愛的人所給的愛情都是假的”。只是“走到這個地方，依着時勢的境遇”，“不能不認他為夫”。
他們在“這個地方”和基督教結緣，尚潔接受了和她的“慈悲”天性沒有衝突的基督信仰和學堂教育，並尊重跟可望的“自然的結合”，家裏的事，認為應當替他做的，也樂意去做。她因跟譚先生交往，被可望懷疑操守，向她提出離婚，教會也禁止她赴聖筵，她把財產都留給可望，隻身去土華獨立謀生，三年後，神顯示了奇蹟，可望因被我牧師的教導徹底感化，去土華邀請她回家，並向她悔罪，卻又因愧疚暫時無法跟她一起生活，而去了檳榔嶼。
上述惡意的以及善惡交錯的命運貼近孔孟所觀察和理解到的命運含義之一：那“偶然遭遇的'、人無法靠自己的能力加以把握和控制的” 。含義之二——那與生俱來的包括或能衍化為下面的“生之本分”和“生之責任”。
三 儒家和基督教在利他之“行”上的和合
如果説“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生苦”，除了道家的“少思寡慾”、佛家的“滅欲度苦”，以及中庸的“節制”等“避苦之道” ，還有一條“將他人的幸福設置為目標”的“慾望的能量轉換”之路。這種利他主義的“無我的態度” 是儒家思想中早就有的，在儒家看來，當負能量的慾望——本能的私慾轉化成正能量的慾望——為他人的愛德和善行時，生命就停止了因受本能慾望積累之累走向衰亡，而轉換成走向“延長”。《玉官》就涉及了發生在主人公玉官身上的這一能量轉化過程。
以“善行”為主角的基督教“儒化”的寫法。玉官的利他行為誠然有儒家倫理道德的影響，但以下兩點也説明她進入到了基督教信仰中，獲得了心靈的自由：(1)她對工作非常有興趣;(2)她把包括健康和財物在內的自身的一切都獻給工作，以至累得舊病不時發作，説明她是置肉身於不顧，唯求靈魂的完善，這正是在踐行基督教靈肉二分的犧牲精神。但作者只交代她認識到自己從前的虛榮和近虛偽後，決定懺悔，並寫她決定“至少要為人做一件好事”。此後的主角就是她的善行，比如辦學、捐錢建橋和報答影響她入教的杏官。強調“行”，並不是否定“信”，而是強調基督教和儒家在“行”上具有共通性。基督教以信仰為重心，但亦認為行動使信仰得以完美。
孔子以來的儒家講究學以致用，重視踐履，宋代理學家朱熹繼承和發展了這一精神，主張：“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只有見之於行，則認識更明。”這種基督教“儒化”的寫法既承認玉官的實用理性，也反映出許地山調和，兼容基、儒的文化心理。
他通過《玉官》主張私我的意願轉化到由“齊家、治國、平天下”演變而來的“以社會和大眾利益為動力和目標”的意願上去。於基督教，動力和目標則是上帝，但也會落實到造福人類的行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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