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為一個詞彙概念，一直在人們的爭論中不斷的衍化和發展着，僅僅從1871年至1951年這十年間便出現了多達161種關於文化的定義，由此而見，要對文化進行定義式的説明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那麼要以“文化”這樣一個眾説紛紜、莫衷一是的意義廣泛的概念作為主要研究和探討的對象，自然更加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艱苦工程，但是有時候學者們精益求精的精神卻不得不讓我們敬佩:正像張廣智和張廣勇那樣，他們而對着那艱澀、迷濛卻又在時間長河中不斷變異的西方史學，以及那遊移不定的有關文化的定義，卻並未退縮，依然激流而上，最終於2003年8月完成出版了《史學:文化中的文化》一書，而且為了儘量避免讀者在瞭解西方史學過程中太過於枯澀乏味，他們竭盡心思的將艱澀深奧的內容和雜沓繁衍的思想，磨練的平易可感。儘管作者如此的用心，西方史學畢競還是一個嚴肅的學術性問題，要真正的理解其內涵還是得費一番心力才行，總體而言，在閲讀了此書後，對於西方史學中，與文化領域相關的概念及其衍生髮展還是獲益良多的，此文僅以筆者個人的感官理解作為切入點展開了以下一些淺易的探討，其中的紙漏自是難以避免，希望讀者們多多給予指正，共勉共勵。
首先，對《史學:文化中的文化》一書的整體寫作結構進行一次提綱掣領式的瞭解:全書除了前言和餘論之外，總共分為十個章節，章節與章節之間的展開，是先從概念鋪開，然後跨步在縱向和橫向的視野中進行考察，其間旁徵博引的典例更是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典著，其後便是在文化的視域中對西方史學的發展及其動態展開了客觀公允的敍述和展望。書名既然選定《史學:文化中的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要對“文化”和“史學”的概念進行界定的問題，以及解決歷史學與文化之間關係的問題。於是作者開篇便是開誠佈公式的展開對以上問題的討論，也如上文所提及的一樣，真正要對文化進行定義式的闡述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對文化做出自己的不同描述，但是作者還是結合各家的論爭，總結出了以下兩個討論的發展趨勢:一則從廣義上來説，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都視為文化;二則是以狹義的角度進行闡釋，即將精神領域的`人類活動與產物界定為文化。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説那般，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説，文化是一種向更高、更完善方向邁進的理想境界，而這種理想賦予生命以真正崇高的意義。
而關於“史學”的定義，它已在時間的長河中被不斷的提煉和拓寬，雖然現在已經無法確定，“歷史”這個詞是從何時開始從最初的“詢問或調查”的含義擴展到“作為詢問結果而獲取的知識”這樣的特殊意義的，只是跟隨着歷史的腳步我們瞭解到了:如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有西方歷史學之父之關譽的大家)，荷蘭歷史學家蓋爾，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爾，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朗，以及我國著名學者劉知幾等諸多著名的歷史研究者都曾對“歷史”這一詞闡述過自己的觀點:有認為歷史是一場永無休比的辯論的;有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事件跟前進中出現的將來的口標之間的談話;也有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發展—不論他們的論述方式是否相同，都肯定了一點，那就是歷史學是致力於對古往今來的人類社會做出探討，包容範圍極廣的一門學科。當然，世界上是不存在完全獨立成長的某個事物的，“文化”與“史學”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着的，我們必須在“大文化”背景上對史學做出整體的研究，也應當注意考察史學與各子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相互影響，不可偏頗而論—以上所論及的一些內容僅僅是該書在第一章中給予筆者的理論知識的補缺。
在該書第二章至第六章，作者圖文並茂的將世界史的編纂，史學從傳統到新史學的發展，由古代到現代的歷史理論在文化中的演進一一呈現於讀者而前我國司馬遷編著的《史記》和古希臘的希羅多德所著《歷史》搭架起了世界史的童年，其後具有更廣意義上的世界史《通史》的編著者波里比阿、以及“世界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芝諾等掌起了世界史童年的輝煌之燈;再往後由於基督教的衍生及其影響的擴大化，在當時的歷史學家眼中人類的歷史進程便不再是人類自身的發展史了，而是全數掌握在了上帝的手中，當然這種思想的植入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直至出現了但丁，並通過他的努力，才又架設起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橋樑。再往後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思想的復甦，許許多多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們紛紛編著了各具特色，且足以論證各自理論的世界史論著，這裏也不便一一枚舉。
總而言之，隨着社會和觀念的不斷髮展前進，世界史的編著範圍在不知不覺中不斷的拓寬着，到了20世紀60,70年代，西方許多歷史學家紛紛採用全球觀點來研究和敍述世界史，併產生了諸如《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這樣的書。這也警示着我們看待問題和研究學問絕對不能夠僅僅停留在當下的時空中，而應該暢遊於不同的歷史時空，常常做不同時空的歷史性對話，因為不同時空中存留下的思想理念和著述都是前人們遺留給我們不可多得的財富。
當然，不論是研究還是純粹的瞭解，都不能夠佇足不前，而是要在時空中找到定位後，進一步進行縱橫領域上的擴充，只有探古察今，方能旁徵博引。就像歷史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一個小區域，而是要在古人和時下前輩的指引之下不斷走出去，類似於當下比較流行的一句標語那般“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各種學問的研究，不僅僅是歷史，都是應該要保持着這樣一直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以及浪跡天涯尋求真理的氣量。當你從傳統的文化中走回到當下的文化視野中，再經歷其他各國文化周遊之旅後，走回到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之下時，你才能夠真正的在歷史和文化中豁然開朗，當然以上提到的遊走並非指浮於表而的走馬觀花，而是應該更深入的探究到歷史和文化的死衚衕之中，做入木三分的研究。
但凡有了歷史學的研究，和對文化的研究，就不乏各種思想理論的誕生，我國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是如此，在西方則是根據時期分段也產生了具有代表性的歷史理論:就如古典文化時期有赫西俄德、阿那克西曼德、波里比阿、赫拉克利特、亞里士多德等等人的理論與觀點;猶太文化時期則是有安德烈·內埃阿巴·埃班等學者的文化歷史理論;基督教文化時期則是種種以上帝作為學説中心理論系統，就如保羅、奧古斯丁等人關於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理論學説等等，由於這個部分的內容廣泛，在此不再做贅言，只要翻閲了《史學:文化中的文化》這本書，均可從中探個究競。到了近代以及現代，各種理論都發展得相對的更加有系統，如進步觀念的形成和發展，歷史主義的萌芽和發展，以及到了現代發展顯著的批判的歷史哲學、絕對的歷史主義等等。
—在這幾章中所涉及到的內容是相當的廣博的，如若能夠進行細緻的研讀必能獲益良多、在近世西方提出的“回到希羅多德去”的口號引領之下，近現代許多西方史學家也提出了許多適應近現代文化發展的文化學思想，主要人物在該書中主要提及有10人，分別是維柯、伏爾泰、基佐、巴克爾、布克哈特、卡爾·蘭普勒西特、馬克思·韋伯、赫伊津哈、斯賓格勒以及湯因比，對於以上提到的每一個歷史學家及其所持的文化學理論，作者都展開了詳略得當的敍述，其間也穿插了作者的獨到見解，而且這部分內容所涉及到的人與理論都是產生並發展於近現代，更加貼近於我們當下的學習生活，對其展開深入一步的學習與研究是比較有現實價值的在該書的最後兩章中，作者借鑑影響與日俱增的年鑑學派的產生即演變，從中窺見了現當代西方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擅變的歷史縮影。
當然，整個西方歷史發展也是一種文化的傳統，是一種歷史的積澱，需要經歷悠長的歲月，以及歷史的洗禮，西方史學也在一次次磨練中，從弱小走向繁茂，從傳統史學走向新史學，而這條不斷向前發展的道路註定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的風浪波折也是屢屢上演，幸而如今它依然活躍在歷史文化的舞台之上 通觀張廣智、張廣勇兩位先生的《史學:文化中的文化》一書，給筆者留下的最為深刻的感受就是行文中的文化知識俯拾皆是，縱橫交錯，全書的行文敍述圖文並茂，用詞平實卻又不失其專業性與學術性，真可謂是史學書籍中的一個典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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