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夫瑋
李賀，生於唐德宗貞元六年，卒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死時年僅二十七歲。李賀生長在河南昌谷，其家世是一支失傳的皇族血脈，他有強烈的政治抱負又極富詩歌才華，但仕途又不容其孤傲感傷的性格和濃郁的詩人氣質，一生鬱郁不得志。李賀流傳後世的233首詩作，抒發了個人的失意和感歎，表達了對時政的不滿，反映了人生的悲苦，同時對勞苦大眾的悲慘生活也有所反映，寄託了他深切的同情。在創作上，他刻意追求藝術上的創新，充分發揮了個人的才情與想象，使作品立意新奇、構思精巧、奇崛憤激、淒涼幽冷而獨成一家。
李賀是一個天才的苦吟詩人，他把詩歌看成生命之所繫，苦苦經營着幻想中的天堂。也只有詩歌，能夠成為李賀生命的終極關懷。本文不僅從文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也將從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角度，剖析李賀的其人其詩。
貴族詩人--精神上的慰藉
唐中朝是一個崇尚門第出身的時期。李賀也算得上是一位皇室的裔孫，他的家世一直可以追溯到唐高祖李淵的叔父大鄭王李亮。因此李賀的心態變化與時代的變遷有些微妙的聯繫，他將自己的感情傾向自覺地與唐王朝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從《金銅仙人辭漢歌》、《過華清宮》、《經沙苑》等詩作可以看出，描寫離宮行館是是李賀這位唐室貴胄的特殊癖好，也可以看出李賀對皇族先祖的羨慕之情和對家世沒落的感傷。在《仁和裏雜敍皇甫湜》、《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路幕》、《許公子鄭姬歌》等詩中，他常以“唐諸王孫”、“皇孫”和“宗孫”自稱，李賀也很得意於誇揚自己的才氣和身價，“蛾鬟醉眼拜諸宗，為謁皇孫請曹植。”（《許公子鄭姬歌》）他認為只有曹植才能和自己這位貴公子詩人等同起來。李賀刻意描寫豪華的貴族宴庭生活，寫了許多的宮體樂詞，把皇宮生活摹寫的淋漓盡致，好像身在其中，所有的感官都充分擴張於自己的想象之中，如“裊裊沉水煙，鳥啼夜闌景。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貴公子夜闌曲》）“夾道開洞門，弱柳低畫戟，亂系丁香梢，滿闌花向夕。”（《難忘曲》）“渠水紅繁擁御牆，風嬌小葉學娥粧。”（《樑台古意》）“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卧皇子”（《夜飲朝眠曲》）等等。但是現實生活並不能讓他圓滿如願，大鄭王李亮到李賀已經兩百餘年，中間的傳承關係考究起來已很困難，這一支疏淡的皇族也不可能給李賀帶來多少榮耀，“宗孫不調為誰憐？”牢騷傷感之情溢於言表。他一生的思想都處在幻想和現實的衝撞之中，人生觀裏流露出的濃重悲觀的情調，正是他那種根深蒂固的貴族觀念在起着作用。
李賀的一生經歷了中唐的德、順、憲三朝，上承安史之亂的浩劫，各地戰亂不止，唐朝社會的各種矛盾在全面地深化，朝中的宦官擅權跋扈，使當時的政治氣氛變得沉悶窒息，大唐帝國已在所難免地漸漸走向衰落，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期望已變得沮喪和失望，昔日的盛唐已成為傷感的幻象，盛唐李白的熱情浪漫已轉化為李賀的冷淡和憂傷。李賀開始轉向主觀的心靈，用詩歌來表現他們衰頹的現實生活。
世界上自然與人世間的變遷悠遠無窮，而個人的存在卻如風中的燭光。李賀時常感歎人生的短促，在詩中盡情發泄人生飄忽無常的意緒。“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山高，黃地厚。唯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苦晝短》）在這種整體文人都倍感失望的動盪時代，“宗孫”李賀以他詩人的預感，在詩歌中隱約露出對“宗國傾覆”的擔憂。
“貴族詩人”，一直是李賀自我感覺中的身份，他唯恐別人忘記他的高貴身價，在他眼裏，遠祖的闊綽就意味着自身的尊嚴，這一份榮光的家世終究是值得誇耀和引以為幸的。但社會現實與理想的'反差，以及他自以為的“貴族詩人”，使他過早地、敏感地體味到人生滋味的苦澀。長安城裏不像家中有母親的寵愛，他這個失寵的“王孫”在精神上感到異常的孤單。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秋來》）自己寫下的這些嘔心瀝血的詩篇，有誰來賞識，而不致於讓蠹蟲白白地蛀蝕成粉末呢？長安的滿城春色都被權貴們佔盡，寒士們常常是可望而不可企及。在崇尚門第的時代，“貴族詩人”不過是李賀從自卑心理激發出來的過度敏感的自尊罷了！這種性格上的悲劇，也註定李賀是一個苦悶的詩人。
苦悶詩人--性格上的悲劇
在我國曆史上為數眾多的文學天才中，李賀也許是最早熟、最能敏感地體味人生苦難的詩人，這決定了他詩歌基調的憂鬱與悲憤。李賀是一個苦悶的詩人，他的詩歌主題就是抒寫人生的苦悶，作品情調陰鬱低沉，奇崛冷豔，李賀卓異的詩歌才華，在某種程度上説亦得益於他的反常性格。
“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示弟》）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失意歸來，不免悲傷怨憤，説盡管身體不好，病骨支離，現在尚能活着回來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至於人世間什麼卑鄙的勾當沒有呢？詩人一方面顧影自憐抒發了懷才不遇的感慨，另一方面又指責時弊，表達了憤世嫉俗的詩人情懷，“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這首詩既顯示悲苦，又表示欣慰，其思想感情的基調都是憂傷憤激，詩人裝作不介意仕途的得失，自我解嘲流露的正是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極大痛苦與沉悶。
昌谷是一個自然風景極為優美的地方，“光潔無秋思，涼曠吹浮媚。竹香滿悽寂，粉節塗生翠。”（《昌谷詩》）對大自然的神往，較長時間的鄉居生活，孕育了李賀幼稚柔弱的靈魂，培植了他最初的詩情。由於家教不是很嚴，他對儒學不感興趣，整日放縱於自己的非非之想中，他的精神養料大部分來源於道書和佛典，在文學方面則酷愛楚辭、樂府、六朝小説以及遊仙宮體詩，在唐代眾多詩人中，真正能吸取《楚辭》精華、獲得其神髓的也只有李賀。李賀重視感情的體驗而與人交流不多，在他的眼中大自然也有強烈的主觀色調，他的詩歌非常善於刻畫處於瞬間的自然事物的直觀形象，對於色彩和聲音的感受尤其敏鋭。他母親是家庭裏的中心人物，李賀是最受母親寵愛的孩子，她悉心照料李賀各方面的物質需要，還不斷地從感情上給他讚譽和袒護，李賀在家中的地位以及隨之產生的優越感，對詩人的性格形成及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影響。
從李賀的特殊身份的角度進行分析，苦悶也是他性格悲劇的必然。
李賀辭別家鄉投身洛陽，為了求取功名而投入一種與他性格很難協調的生活，那年他才18歲。他固執地認為他這個“唐諸王孫”理所當然地應當通身顯貴，但幻想與實際生活畢竟隔着一條屏障，而慾望得不到滿足便產生了痛苦。也許就是他的主觀意念過於強烈專注，才使他更加不能掙脱苦悶的情緒包圍。李賀不過是一支早已疏淡的皇族血脈，他卻一再用“王孫”、“皇孫”自我標榜，家境處在窮愁潦倒之中，卻還要做出貴族之態。李賀除了一個空虛的望族外，實際上是一個出身布衣的寒士。李賀不願面對苦難現實，不願承認自身的不足，他用主觀願望幻想出來的樂土，作為維持身心睏乏的力量，一旦這種幻覺清醒，他就會感到失魂落魄。無奈的詩人只好用想象和藝術創作來彌補現實生活的缺陷，李賀終日幻想着沉醉於渴望中的愛情國度，然而在《江樓曲》、《江南弄》中，詩人只能從江樓女子綽約丰姿中獲得一些人生的快慰；在《榮華樂》、《秦宮詩》中，他用嘲諷的語調描寫豪華富貴的宮廷，但他深恨這種奢侈生活的出發點偏偏是羨慕這種生活。這種雙重的心理矛盾無時不在地折磨着詩人李賀。
李賀是一個體質和意志都很薄弱的人，卻喜歡把自己稱為“劍俠”、“壯士”，並常以“駿馬”自喻。李賀的自控能力和與他人的合作能力都很差，也不會照顧自己，更不具備從政的才能，追求功名的願望是一種追求優越感的本能，他的性情和濃郁的詩人氣質是官場上不相容的。他不可能在政治打開一條通道，但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也不願意承認這一點，還自負、幼稚地認為，在某個時候他一加努力就能身登高處、仕途顯通。“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馬詩》），“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走馬行》），可見李賀建功立業的願望是多麼的強烈。這種置現實於不顧的盲目衝動和自我感覺良好的信心，也就預示了他宦仕之途的悲劇。
苦吟詩人--雙重性格與時局造就的詩歌奇才
“秋風吹地百草幹，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志，一心愁謝如枯蘭。”（《開愁歌》）秋風蕭瑟，草木乾枯，寒氣襲人，世間一派愁慘的模樣，李賀把自己的心理因素融合於外景之中，使外在的景物增添了生命的光彩，帶有了一種神祕的誘惑力。21歲的李賀在河南府應試，初戰告捷如雛鷹展翅，滿以為從此便可以扶搖直上，不料有人以“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為由，阻撓他參加進士考試，雖經韓愈等人為之力爭，也沒能如願。“我當二十不得志，一心愁謝如枯蘭”正是這種抑鬱悲憤心境的寫照，用“枯蘭”來形容受到沉重打擊之後憂傷絕望的心情，奇特而貼切，形象鮮明，含義深厚，心如蘭花枯謝則是他那顆被揉碎了的心的生動外現，表達了深沉的痛苦，展示了詩人愁苦憤慨到極處的情懷；接下來“壺中喚天雲不開，白晝萬里閒悽迷”兩句，醉後呼天天不應，浮雲蔽日，白晝如冥，看不見一點希望的光亮，怎麼叫人不憂心如焚！寫到這裏，痛苦、絕望已力透紙背，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
難怪有人説李賀的詩是苦悶的象徵！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長葉啼風雨。”（《傷心行》）這正是一位感傷的詩人在身心交困中的苦吟。黎簡《李長吉集評》中説：“從來琢句之妙，無有過於長吉者，……每首工於發端，百鍊千磨，開門即見。”清朝葉衍蘭在《李長吉集跋》中説：“李長吉詩如鏤玉雕瓊，無一字不經百鍊，真嘔心而出者也”。難怪李賀的母親説他的每一句詩都飽含了心血！
如果説李賀在生活中，曾被迫地承擔了很多的痛苦，那麼他寫詩為文便是自覺地投入了一種痛苦的熬煎，他的每一首詩作，都需要消耗掉大量的心血，為了刺激他孤獨的絕望，他藉助於藝術形象來發泄一下幽閉在他內心中超人格的力量，他的詩歌才華有過人的天資，而他敏感乖異、憂鬱易於衝動的性格，又促使他特別專注於詩歌藝術上的追求。他是一個將自己的生命和詩歌完全地融為一體的苦吟詩人，在唐朝這個詩人眾多的時代，沒有一個人能象李賀這樣勇猛地發掘自己的靈魂，坦然率直地把深藏在他思想中的幽暗暴露出來。
李賀詩歌的核心是反映人生的悲劇，表現詩人內心矛盾的衝突。李賀雙重性格的矛盾及融合，使他常常陷入超常狀態的幻想之中。最具嘲弄意味和悲劇色彩的是：自幼體質薄弱，“細瘦”、“巨鼻”、“疣眉”、“長指爪”的李賀偏偏生性喜風流、好聲色。在倍受母愛照料之中成長的脆肌弱骨，又缺乏抵禦疾病的能力，少年的多病也成就了他多愁善感的性格，“死”、“病”、“血”、“鬼”的陰影在他的詩中總也無法擺脱，加上他那不盡人意的外形，是詩人耿耿於懷的心病，成為李賀在精神上陷入痛苦和沉淪的主要癥結。好風流與愛情上的“蔽塞”，使他感情的潮水遇到阻礙就激起內心的波浪，失寵的皇族身份，又激發出自尊與自卑的雙重心理。對於豐盛豪華的物質享受，他總是像孩子那樣保持着熱烈而固執的欲求。李賀有驚人的創造象徵物的才能，他通過藝術創作來尋求對自身缺陷的某種補償，他極善於藉助幻想和豐富多彩的感覺，把自己對於缺失的情愛靈敏地轉換到它的相反方向，使這種安慰以一種幻象的願望形態出現。李賀詩歌所表現的陰冷詩風，穿幽入仄詩調鬼詭，慣於從消極方面去透視人生，都可以歸於他自己不能正確對待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和矛盾。
李賀攜自己的詩作拜見韓愈時，韓愈正好送客歸來很是疲憊不願見人，但他讀到李賀呈詩的頭兩句“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雁門太守行》）後，即邀李賀入見。雖然他們的資歷各不相同，但他們在感情上都與社會流俗格格不入，他們的詩歌創作都力求脱俗尚奇，處世見解的投合與文學主張的合拍，很快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韓愈的首肯、提攜以及舉薦，使李賀的詩很快名揚各地。李賀也從此對韓愈產生了依賴感。《十二月樂詞》在河南府試獲勝後，他對仕途前程頗具信心，滿以為可以功成名就。然而，社會現實卻沒有讓他的躊躇滿志維持多久，在長安的進士考試上，有人認為李賀父名的“晉”與進士的“進”同義，應避家諱不能進舉場，韓愈專門寫了一篇《諱辨》為他爭取，但所有的努力都最終沒能擋住世俗的力量。
當時的科舉“程式”與李賀的性情宗旨是決然牴觸的，考前學子俗耐的鑽營奔走、俯首乞憐是與李賀平日的操行絕不相容的，他認為這樣鄙恥而不屑做，“枉辱稱知犯君眼，排引纏升強恆斷”（《仁和裏雜敍皇甫湜》）中的感歎，“我有迷魂招不得”（《致酒行》）中對房主勸他對主考官稍事拜謁請託的微詞拒絕，以及其他諸篇中所發的牢騷、感慨，便可以看出他考進士不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考場失利是李賀平生遇到的最大挫折，以韓愈的名望地位為他力爭，也沒有保住李賀入仕的良機，一種不安全感從他的內心深處又重新襲上心頭，他以前的自信本來就是一種虛幻，只是為了掩蓋他本能的怯懦。李賀從母親那裏習慣於成為別人照顧的被保護者，失去所需要的保護就產生了焦慮和不安，考場失意使他的心靈受到極度的壓抑與摧殘。第二年李賀應徵召赴長安任奉禮郎，奉禮郎品位低下且容不得半點舒展，“禮節乃相去，憔悴如芻狗。”（《贈陳商》）這對於內心世間異常躁動活躍的李賀，是無論如何不能協調的，李賀一向自視甚高，叫他來充當這個小角色，準會產生一種自己不被人尊重的屈辱感。況且這幾年他為追逐功名不辭辛苦，身上的宿疾有增無減，苦於體力方面的衰竭，使他對絲毫不感興趣的職事感到厭倦。
李賀雙重性格的矛盾造就了他的苦悶和抑鬱，他一方面好自我尊崇，要求確立個人的獨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顧影自憐，想得到別人的提攜和保護。他在自大與自卑這兩個極端中間，始終沒有達到一種真正的平衡。李賀詩歌上的才華之所以能夠顯露出來，也無疑得力於他的性格悲劇，叫他刻骨銘心地體驗到人生的痛苦，“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出城寄權璩、楊敬之》）身心的疲憊反而刺激了李賀的創作慾望，“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秋來》）吊念之事乃生者對於死者，李賀的“雨冷香魂弔書客”真是石破天驚的詩中奇句，詩人抑鬱未伸的情懷和懷才不遇的遺恨就象“萇弘碧血”那樣永遠的難以消釋！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銅仙人辭漢歌》）“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老夫採玉歌》）從中可以看出李賀那些關注勞苦百姓的詩篇，實質是是象徵自己的苦難，“況之青春日將幕，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灑不到劉伶墳上土！”（《將進酒》）再如“銀浦流雲學水聲”、“羲和敲日玻璃聲”、“憶君清淚如鉛水”等等詩句，可以看到李賀的詩飽含了濃郁的感情色彩，擁有了奇特的超越常情的藝術想象力和敏捷的表現力，體現了詩人特有的瑰奇豔麗的藝術風格。
李賀苦心經營了一個奇詭妙絕、怨憤激越、震撼人心的藝術境界，以不同凡響的藝術匠心成為我國詩壇上獨標一幟的傑出詩人。李賀特殊的藝術創造力來源於他心靈苦悶極至而生起的幻想，他從詩中找到了片刻的調和與寧靜，找到了一個圓滿體現人生憧憬的理想樂園，“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成塵”。李賀這位奇特的詩歌天才是人生的悲劇、性格的悲劇、社會的悲劇，他性格怪異，感情勝於理智，他缺少一種理性的氣質與充實堅強的人格力量，但李賀天才的詩歌卻能留名千古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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