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專業從事散文、藝術理論的寫作，在大陸和台灣出版中外藝術史論專著多部，曾赴海內外許多大學和文化機構講學，入載了英國劍橋《國際著名學者錄》等。
餘秋雨 《蘇東坡突圍》
(一)
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裏，安靜是有了，但寂寞也來了，有時還來得很兇猛，特別在深更半夜。只得獨個兒在屋子裏轉着圈，拉下窗簾，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時不時地瞟着牀邊那乳白色的電話。它竟響了，急忙衝過去，是台北<中國時報>社打來的，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説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台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採訪。問了我許多問題，出身、經歷愛好，無一遺漏。最後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我回答：蘇東坡。她又問：“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幾篇?”我回答：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記者小姐幾乎沒有停頓就接口道：“您是説<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心裏立即為蘇東坡高興，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峽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電話，我腦子中立即出現了黃州赤壁。去年夏天剛去過，印象還很深刻。記得去那兒之前，武漢的一些朋友紛紛來勸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戰並不是在那裏的蘇東坡情感懷錯了地方，現在我們再跑去認真憑弔，説得好聽一點是將錯就錯，説得難聽一點是錯上加錯，天那麼熱，路那麼遠，何苦呢?
我知道多數歷史學家不相信那裏是真的打赤壁之戰的地方，他們大多説是在嘉魚縣打的。但是最近幾年，湖北省的幾位中青年曆史學家持相反的意見，認為蘇東坡懷古沒懷錯地方，黃州赤壁正是當時大戰的主戰場。對於這個論爭我一直興致勃勃地關心着，不管爭論前景如何，黃州我還是想去看看的，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古戰場的遺址，而是從藝術的角度看蘇東坡的情懷。大藝術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好像王爾德説過，在藝術中只有美醜而無所對錯。
於是我還是去了。
這便是黃州赤壁。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蕩東去的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蕩槳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因此也就有了遊觀的價值。客觀景物只提供一種審美可能，而不同的遊人才使這種可能變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因此不妨説，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
但是，事情的複雜性在於，自然美也可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建。蘇東坡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蘇東坡寫於黃州的那些傑作，既宣告着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着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兩方面一起提升，誰也離不開誰。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為什麼一個僻遠的黃州還能把如此深厚的歷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給黃州呢?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裏走來，他帶着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着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倖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着，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着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註定要與這位傷痕累累的突圍者進行一場繼往開來的壯麗對話。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招待所和轟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鬨式的傳揚，轉化為起鬨式的貶損，兩種起鬨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鬨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獄”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説一説。搞清了這個案件中種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麼樣的包圍圈。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羣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説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和意象作上綱上線的推斷和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見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説來話長。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敢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有時甚至還設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諫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諫官所説的話，中國人無法聲辯，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於他們的私人品質，但對私人品質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云云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社會災難。這就像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制約，信馬由韁，隨意褒貶，受害者無處可以説話，不知懷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將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態，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由於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嚐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議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為蘇東坡講什麼話了。
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説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地十分寒倫，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顫。這個人可稱之為“檢舉專業户”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説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個讓人噁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顫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説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鑑別後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説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章，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説它，硬説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了。但他不這麼説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和世俗鼓動力是“濫得”。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着一個最深祕的原素“妒忌。無論如何，詆譭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只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圭。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着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有一次他對皇帝：“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這為證，皇帝不解，説：“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麼關係?”他説：“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卧龍呢!”這個王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説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髮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歷史。歷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着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説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並分析説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揮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為什麼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説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從某種意義上説，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時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融他沒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時代的在印刷品裏。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歷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作“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羣孩子站在一座在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揀一塊石頭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説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顫和王王圭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説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説成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佔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説過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了，我們也領略了一組有可有能超越時空的“文化羣小”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偽輿論，結果連神宗皇帝也對蘇東坡疑惑起來，下旨説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這些人。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