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之中，他是一個令我永遠都無法抹去的肖像，他是我所見識的千萬個打工族，確切地説是所有被稱為農民工中最具個性，最富特色，最標新立異的一個人物。他可能膚淺，但一定懂得珍惜和熱愛，他可能簡單，但永遠輕鬆和快樂。他可能，絕對可能，非常可能是十三億中國人最另類、最具幸福感的男人。
每天，我都要經過城市北街的路口，城市面貌以驚人的速度發生着日新月異的變化。公園在修，廣場在修，樓盤在修，高層建築羣一片接一片拔地而起。他就在這些工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做着瓦工，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曉得在官方的報紙和文件裏，他被叫作進城務工人員，被叫作農民工，街坊鄰里乾脆就叫他民工，而在日益吃香的建築行業，他則被眾多人尊嚴的稱作“大工”或“匠人”。瓦工穿一件長袖T恤，胸前印着一幅家電下鄉的廣告圖案，黃色的褲子，土的有些泛白，腳上一雙舊得不能再舊的黃綠色膠鞋，鞋幫上滿是瓦礫蹭爛的小窟窿，看上去有點像紅衞兵時代的遺物。臉上有太多的色彩，像東北加西北長莊稼的土地，走在樓盤宣傳廊的背襯中，有點像油畫裏的人物，也是在日月和風雨裏淘淨的風景色。每天一大早，他就來到工地，一手掂着瓦刀，一手拿捏磚塊，動作既熟練又麻利，瓦刀咣咣噹當的敲擊聲，抑揚頓挫，不是刺耳的那種，有點動聽的味兒，跟他曾經在土地上不經意吼出的原生態鄉音，有着絕味的相似和相近。給他拉下手的是兩個年過三十的女人，也穿着上代年輕人那種橄欖色的迷彩服，一頂灰黃色的安全帽，將大半個腦袋護了起來，跟民間社火裏滑稽的大頭肖像。臉是紅裏透白，浸盈了汗濕，白的像水粉畫的底紙，紅的像留在水粉畫上的彩描，或是水粉畫一邊落款的.那枚印章。矮點的女人在一邊不緊不慢地拌和沙漿，高點的女人在牆腳一邊不慌不忙地運着沙漿。三個人配合自然，環節默契，像是事先經過了商量，又如製造某種名牌產品的各台機器，在恰當有序的運作。頭頂的太陽正毒，街上的女人都頂着一把遮陽傘，腳步趿拉着，懶散着，臉上掛滿了憤懣和煩躁。瓦工似乎早已習慣了毒日頭的烘燒與炙烤，雖然脊背上沾滿泥灰的汗印和皺紋已融為一體，但他依舊在腳手架上動作。牆像速生的楊林，在我的眼裏迅速長高，又像一塊巨幅屏障，在我的注視中不斷拉長。瓦工欣喜的表情，在毒毒的太陽裏燦爛。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又有了一個驚奇的發現。每天晚上，瓦工照例還會去北街的舞廳跳舞，幾乎天天如此。第一次瞧見他時，我有些許疑惑，有點神經質。幹這麼重的體力，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勞作，怎麼會有這樣的閒情逸致。雖説我不敢完全判定跳舞這等體面、高尚、陽春的活動，是悠閒人、排場人、身份人特定的娛樂方式，至少像瓦工這樣的羣體，天天沉溺這種場所，更需要時間精力的保證和支持。於是，我更加懷疑自己會不會看錯，更加質疑天天出現在北街口舞廳的那個中年人，會不會是瓦工本人。有許多個風清月朗的夜晚，我懷着極大的好奇心、獵奇心，走進了這家裝修得輕鬆温馨的舞廳。舞池裏，瓦工早已在翩然而舞，優雅得體的舞姿，讓我將他判若兩人。瓦工四方四正的臉盤，總有一幅黑土加黃土長莊稼的笑臉，在我的眼前同鐳射燈一同旋轉，只是那落滿泥灰、長滿窟窿的T恤衫，早已變成西裝革履。瓦工的舞伴顯然是經過了精心的挑選，一位身材高挑、明眸皓齒的年輕女子，陪着他輕歌曼舞。女子一襲黑色光亮的長裙，半高腰皮靴，頭髮高挽着，一對明晃晃的耳墜子，在光影裏歡快地閃動，釋放的是超然，不變的是臉色，是笑容，是輕鬆的心情和永遠的快樂。是肢體與靈魂完美結合的飄逸和灑脱。一陣，又有一位清純靚麗的紅衣女子與瓦工相約而舞，瓦工腳步踏實穩健，一板一眼地掌控着節奏，燈影裏，紅衣女子更加媚嫵可人，像一隻飛蝶，又像一團熱情奔放、魅力四射的火焰，大半個舞場因為瓦工和紅衣女子的絕妙組合沸騰起來。
瓦工的日子是辛勞的，然而，被稱作匠人的瓦工，其生活又是匠心獨到、豐富多彩的。白天，他頂着烈日、冒着酷暑、浸着冷風，長年累月為生活打拼。夜晚，他又在兩個陽光麗質年輕女子的相邀中，踩着音樂、踏着節奏、哼着輕曲、咬着口香糖，消閒時光，放逐心情。一天一天，瓦工就這樣簡簡單單地重複着一成不變的日子，或許，瓦工根本説不出生活和生命的本質意義，但是，瓦工生活卻為我和所有現代人揭示和傳遞着這樣一個淺顯又深邃的道理：勞動為了生活，生活必須快樂。這便是那種超越的幸福。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