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與岑參

引導語：高岑，盛唐詩人高適和岑參的合稱，為盛唐邊塞詩歌代表詩人的專稱。盛唐時期是我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其中那些反映邊塞軍旅生活和邊塞風光為主要內容的邊塞詩最為出名。

高岑

高適、岑參的詩以“悲壯為宗”(胡應麟《詩藪》)。他們都積極進取，但長期功名失意。一再出塞謀求報國立功，對仕途坎坷和邊塞生活有着深刻體驗。所作主要以邊塞戰爭、塞上風光和仕途艱難為題材，善於運用七言古詩等體裁，表現報國安邊、治國安民的壯志和奮發進取的精神，或抒發懷才不遇、功業無成的悲憤。其詩意氣豪邁，情辭慷慨，奇偶相生，手法多樣。這是他們共同的地方。

由於生活經歷、個性、文學思想和淵源等差異，高適、岑參的詩又有重要區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禛《師友師傳續錄》)。高適善於反映戰士和農民的疾苦，暴露現實，筆調嚴謹，直抒胸臆，以常語感人;岑參擅長謳歌勝利，描繪奇境，抒發豪情，寓情於景，以奇語動人。

高、岑邊塞詩成就最高。近人以“高岑”並稱往往是因其邊塞詩。同時，唐代邊塞詩派也被稱為“高岑詩派”，詩風相近的王之渙、王翰、王昌齡、崔顥、李頎等人均被列入此派。

　高適與岑參

岑參(公元715-769)的郡望是南陽棘陽縣，自南朝梁時遷居荊州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岑參的曾祖岑文本是唐太宗時的名相，伯祖岑長倩為武則天時宰相，從伯父岑羲為唐中宗、睿宗時宰相。後因岑長倩、岑羲得罪被殺，家道中衰。岑參的父親岑植，官終仙、晉二州刺史。岑參自己在京畿雩縣(今陝西户縣)終南山下的高冠谷，有一所別業，但境況不佳。岑參雖也有功名之心，曾獻書長安，但他的性情，卻是近於道家清逸的一類。

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終南山過着近乎隱居的生活，山水詩寫得極好。後來高中進士，不久被徵調到唐朝最遠的邊塞安西(今新疆庫車)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真正是投筆從戎。

岑參一生中五次入戎幕，兩次出塞，僅此而言，唐以來的詩人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極徵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這對於清逸俊秀的岑參來説，實在是難為他了。

唐代的邊塞詩人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未曾到過邊塞而寫邊塞題材的，如李昂、崔國輔。一類是曾經遊歷過邊塞的，如崔顥。再一類就是曾在邊塞居住和任職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高適和岑參都稱得上是真正的邊塞詩人，兩人年輕時都曾遊歷過河朔的燕趙，壯年時又雙雙到邊塞從軍。就唐代的邊塞詩來説，高、岑齊名，風格也相近。

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説：“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但高適詩，悲壯之中透着雄渾;岑參的詩，悲壯之中帶着峭拔。高詩“尚質主理”，岑詩“尚巧主景”。岑參去邊塞，多少有些被動不得已的因素，到邊塞後，才開始寫邊塞題材的作品，詩篇越來越多;高適去邊塞是積極主動的，他寫邊塞詩，始於早年的河朔之遊，到他任封丘縣尉以及河西隴右節度幕府掌書記時，詩作慢慢減少了，而到他任淮南節度使後，詩作就幾乎沒有了。

史稱高適年五十始為詩，其實恰好相反。因為高適寫詩，是想借此沽名釣譽，到他五十歲入幕以後，詩的作用已經不大了。相比之下，岑參的詩中融進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適的詩頗有古風，句中有許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來似乎更具有可讀性。而岑參的詩則更多地包藴了六朝以來近體詩的成就，想象豐富，格律多變，具有更多的創造性和詩學詩藝的特色。高適近之於儒，岑參近之於道。高適注重人生實踐，岑參則在詩歌藝術史上佔據極高的地位。他們二人，既有閲歷和詩風上的相同之處，又存在着性情和具體詩歌特色上的差異。就其差異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高岑二人，高適享年六十二歲，岑參享年五十五歲。高適長岑參十一歲，而比他早四年辭世，二人基本上是同時之人。

高適遊歷河朔的薊門、盧龍，是在開元十九年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岑參遊歷河朔的冀州、定州，則稍遲至開元二十七年，當時他二十五歲。開元二十七年，岑參遊河朔歸來作為開始。稍後至開元二十九年，高適則有好友李頎的辭官及走訪。天寶三載，岑參進士及第，任右內率府參軍，同年，高適有與李白、杜甫的樑宋之遊。

天寶八載，岑參赴安西邊塞，同年高適應制舉中第任封丘縣尉。岑參於天寶十載返回長安，次年，高適辭官。到天寶十一載秋，二人一同參加了長安慈恩寺的詩會。之後，天寶十二、十三載，高岑分別奔赴河西的威武和關外的北庭。唐肅宗至德元年、二年，長安收復，玄宗退位，高適升至淮南節度使，岑參也從北庭回到長安任右補闕。大亂之後，兩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開始，但盛唐時期邊塞詩的`創作已告一段落。

高適與岑參相互認識，但是來往不多。天寶十一年秋，八位詩人匯聚長安，同賦慈恩寺浮圖詩，岑　參所賦的一首就是《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他們二人還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齡、杜甫等人。

王昌齡與高適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流傳;與岑參的交往，有王作《留別岑參兄弟》、岑作《送王大昌齡赴江寧》詩並存。杜甫與高適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識，其後於樑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逢於蜀中;與岑參也早在天寶八載岑參出塞前已相識，有《九日寄岑參》詩為證。杜甫晚年還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一詩，同時寫給高岑二人。高適受前輩詩人李頎的影響比較大，岑參受王昌齡的影響也比較大，李頎與王昌齡二人復有來往。

由高適、岑參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當時的許多著名詩人，透視出一個詩人羣落。其中，李頎、王昌齡、王之渙、崔顥在開元年間就已成名，都寫邊塞詩，是盛唐邊塞詩人的前輩。常建、薛據、孟雲卿均有為人骨鯁、詞氣傷怨的特點。儲光羲、綦毋潛屬於恬淡清遠的一派。李白的風格迥異於眾人，杜甫則在眾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寫於安史之亂以後。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流落不偶”。李頎“惜其偉材，只到黃綬”。王昌齡“兩竄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長歎”。常建“淪於一尉”，“仕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薛據“嘗自傷不得早達”，“晚歲置別業終南山下”。孟雲卿“天寶間不第，氣頗難平”，“棲棲南北，若無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雖有忠孝之心，濟世之志，但他們的人生際遇，簡直可以用終生未得歸宿來概括。

所以《唐才子傳》評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語語王霸，惜乎奇才並屈，徒列空言”。現在讀李白至德二年在潯陽獄中寫給高適的《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詩，其中説“高公鎮淮海”、“臨歧竟何雲”，分明有向高適求助之意。杜甫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適，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詩中有“何時救急難”之句。此等情形，與三人早年同遊樑宋，裘馬輕狂，慷慨賦詩，簡直難以並提。李杜晚年之困頓，於此可窺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