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參與高適

岑參與高適乃是盛唐時期兩位齊名的大詩人，都以邊塞之作蜚聲文壇，一向相提並論。下面是小編帶來的岑參與高適的相關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高適，字達夫，《舊唐書》本傳説他是渤海?縣(今河北景縣)人，《新唐書》則説是渤海郡人，這些都是所謂“郡望”，亦即歷史上該姓氏出過若干顯貴高官和文化名人的地方，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籍貫。實際上他是洛陽人，一個低級官僚的後代。高適青少年時代曾隨他父親到過現在的廣東、福建一帶;二十歲時到首都長安尋找出路，當過一段“京漂”以後，發現沒有成功的希望，就回了故鄉;不久東遷至宋(今河南商丘)，躬耕於梁園廢墟，其間曾多次外出漫遊，到過現在的河北、遼寧、山東、安徽、江蘇的許多地方，混跡於漁樵、士兵、隱士、賭徒之中，也同不少中、低級官員往還;後來又曾一度寓居於淇上，仍然經常外出漫遊，與李白、杜甫以及一批地方官均有交往，但他本人始終沒有體制內的正規身份。一直混到五十歲，高適才得到一個陳留郡封丘縣(在今河南)縣尉的職務，總算是進入了官場。

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沒有什麼人來管他，高適養成了熱愛自由、不拘小節的作風。以及關心弱勢羣體、敢説敢罵的俠士豪情。他當了封丘縣尉以後深感不能適應，逢迎長官欺壓百姓這些事他做不來，遂作詩大發感慨道：“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封丘縣》)

高適是一位草根政治家，很喜歡高談政治，尤其善於從戰略角度考慮重大問題，有所謂“王霸大略”(《舊唐書》本傳)。一個專注於宏觀問題的人，一般總是不耐煩也不善於處理微觀瑣事，而縣尉恰恰是專門要做瑣事的，所以幹了不長時間，高適就從這裏逃離，跑到隴右節度使(駐鄯州，今青海樂都)兼河西節度使(駐涼州，今甘肅武威)哥舒翰將軍的幕府裏去效勞，在河西呆了三年。

唐代的節度使可以自行徵辟僚佐，不少士人由此開闢自己的道路。到邊疆去幹事業找出路，在盛唐時代很有吸引力，哥舒翰當時聲望很高，杜甫也曾希望到他手下去工作。

高適的不少作品涉及大唐王朝的東北、西北兩處邊塞。先前他在開元十八年(730)至二十年(732)期間曾北上薊門、營州，在燕趙一帶漫遊多時，很可能還直接從過軍，雖然沒有能夠找到合適的出路，但大大增加了他對東北邊塞，對那裏的軍隊特別是其下層的瞭解。天寶八載(749)至十一載(752)擔任封丘尉期間，因為送兵的關係，他又去過幽州邊塞，高適邊塞詩的代表作如《燕歌行》等等，大抵與東北邊塞有關，關於西北邊疆，入河西幕府後高適也寫過不少詩篇。

高適比岑參年長十多歲，成名較早，在殷?編選的當代優秀詩歌選《河嶽英靈集》(以天寶十二載為下限)裏，高適的邊塞詩代表作已經入選，而岑參還沒有寫出什麼邊塞詩來，他這時還只是以描寫風景和其他題材見長。

安史之亂的爆發給唐王朝帶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卻給了高適一個施展其政治才略的機會。他先是輔佐哥舒翰守潼關，兵敗後追隨玄宗入蜀，與這位已經老糊塗了的皇帝直接對過話;稍後他“南出江漢”(《謝上彭州刺史表》)，北上彭原行在，向新上台的肅宗皇帝彙報情況，面陳機宜，在抵制諸王分鎮、防範永王?謀反這些重大問題上立了大功。當時加強中央集權、統一軍事指揮是完全必要的，高適的意見切合時宜，非常地符合國家的利益和肅宗的心願，於是他被破格提拔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駐揚州)，一下子進入了高官的行列。

由於受到小人的讒毀，高適在揚州沒能呆多久。後來他改任太子少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在四川，他直接介入和領導了西南邊境對吐蕃的鬥爭。分析宏觀的政治問題，充當高級智囊，高適確有他的一套，而處理具體的軍政事務則非其所長，這就是《舊唐書》本傳説的“言過其術”。強烈的人道主義思想讓他更多地顧及弱勢羣體的當下利益，而對於國家長遠利益的思考有時則不免會受到干擾。

高適自知不善於做具體工作，要求調回中樞，遂入朝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進封渤海縣侯，唐代詩人中擔任高官並且封侯的，似乎只有高適一人。可惜他回長安不久就在永泰元年(765)正月去世了。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岑參祖籍南陽(在今河南)，出生於江陵(今湖北荊州)，新舊《唐書》皆無傳，而他的家族背景卻要比高適顯赫得多。在並不算遠的先輩中，岑家先後出過三位宰相，除了曾祖父岑文本以外，其伯祖父、堂伯父兩代宰相都在殘酷的宮廷鬥爭中栽掉了;岑參的父親雖然當過兩任刺史，但死得過早，所以到他這一代，家族的中衰之勢已十分明顯了。岑參揹着一個沉重的家族包袱，非常熱衷於重振家聲，光大門楣，在他的作品中感慨家世、希望升遷的調子唱得很高;這同高適那種熱愛自由、張揚個性的格調頗有差異。

岑參於天寶三載(744)進士及第，出仕為右內率府兵曹參軍。這樣冷冰冰的閒散微官同他的人生設計相去太遠了，不久他就棄官出走，到邊疆去尋求遠大的發展：他把家屬留在長安郊區的家園裏。

岑參先後兩次出塞，前一次在天寶八載(749)，他拋棄無聊的小京官，跑到老遠的安西四鎮節度使(駐龜茲，即今新疆庫車)高仙芝幕府去，呆了近兩年;第二次在天寶十三載(754)再次出塞，到北庭節度使(駐庭州，在今新疆吉木薩爾之北)封常清幕府去，呆了將近三年。岑參走得比高適要遠得多了。他那些優秀的邊塞詩主要是他後一次遠赴天山北路時創作的，

岑參第一次出塞時，官職比較卑微，又不大適應邊疆地區的氣候和生活，此時創作的詩中雖然也生動地描寫了前所未見的自然景觀。同時也多有思鄉之淚，佳作不算多。第二次就不同了，封常清將軍先前曾與岑參一起在高仙芝幕府任職，其人文武全才，升遷很快，對老同事相當禮遇;岑參本人的官職遂頗有升遷，此時他不但已能適應邊疆的生活，且情緒相當高漲。其時北庭轄區內形勢穩定，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戰事，卻不斷取得某些對於外族小小的勝利，於是岑參不僅情緒高昂，而且得以在比較寬鬆的環境中飽覽天山南北的大好風光，寫出了更多極富特色的邊塞詩，其中充滿了奇異的景色和浪漫的豪情，《走馬川行》等一批佳作成了“盛唐氣象”的著名代表作。

安史之亂爆發後，封常清被調回去保衞長安，他沒有帶軍隊，回到內地後臨時招募了一些新兵，這樣的烏合之眾自然不堪一戰，兵敗後封將軍作為一隻替罪羊被玄宗誅殺。失去依附的岑參不久也回到內地，因老朋友杜甫等人的推薦，得以進入尚在流動之中的肅宗朝廷，擔任一名諫官、等到肅宗回到長安、局勢稍稍穩定之後，太喜歡提意見説真話的岑參很快被外放為虢州長史。他先前設想過的在邊疆或朝廷建功立業、實現人生理想並獲取高位的金光大道是走不

通了，不禁大為失望，常常在詩裏提到打算歸隱，但這不過是發牢騷的.意思，岑參是不可能歸隱的，只不過覺得當一個州郡佐吏實在無聊之極罷了。

後來岑參被調回朝廷，多歷沉浮，最後當過幾任郎官;永泰元年(765)出為嘉州刺史，由於當時蜀中發生了崔旰之亂，一時無法到任，於是就在朝廷派往蜀中解決問題的杜鴻漸將軍幕府中呆了不少時間，杜鴻漸位高而無能，岑參在這裏沒有做成任何事情;稍後他到嘉州就任，期滿後沒有得到新的任命，想回長安家園又回不去，懸在半空中備受煎熬，大曆五年(770)初病逝於成都客舍，享年不到六十歲。

岑參重振家聲的目標沒有實現，在詩歌創作方面則取得很高的成就，陸游甚至説他是“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渭南文集》卷二《跋岑嘉州詩集》)。這在他是不幸還是幸運?

高、岑以邊塞詩著稱而且齊名，但他們兩位頗有異同。

相同的是，高適、岑參二人都親自到過邊疆，有着豐富的見聞和深厚的生活積累，遂與過去那些僅憑想象寫邊塞詩的人完全不可同曰而語。

在東晉南朝的詩壇上，也曾有人寫過邊塞詩一類的作品，那時南方的漢族政權舉行過幾次北伐戰爭，取得過若干勝利，也吃過若干敗仗，輿論上總是常常會談到收復中原這一話題，詩人們自然不肯放過這樣激動人心的題材，試略舉兩首來看：

羽檄起邊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於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樑。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

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

星旗映疏勒，雲陣上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

一一徐陵《關山月》

這些作品看上去很美，其實缺乏堅實的生活基礎，只是發揮樂府舊題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已，例如《出自薊北門行》一向是要“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樂府詩集》卷六一引《樂府解題》)的，鮑照一生未嘗到過燕、薊，寫這樣的題材只能就傳統加以敷衍，儘管他具有很高的才華，作品比較概念化一般化仍然是免不了的。《關山月》的傳統主題是“傷離別”(《樂府詩集》卷二三引《樂府解題》)，所以徐陵這一首的着力點就落在“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這兩句上，其他全是陪襯;徐陵雖然出使過北方，但走得並不遠，秦川、疏勒、祁連等地對他來説只是書本上的概念，是幾個沒有什麼感性內容的邊塞符號而已。

與這些紙上談兵的老前輩不同，高適和岑參親自到過邊防前哨，他們寫東北、西北邊塞的生活、戰鬥、矛盾和風光，都有就近的觀察，切身的體會;其作品同過去那些只憑想象的篇什相比，意味和深度都完全不同。像高適的《塞上》、《營州歌》、岑參的《火山雲歌》、《輪台歌》等等，沒有親臨其地的人是根本寫不出來的。

殷?評詩人崔顥(與高適、岑參大體同時而年輩略高)雲：“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説盡戎旅。”(《河嶽英靈集》卷中)崔顥的邊塞生活經歷遠不如高、岑那樣豐富深入，已能取得不俗的成績，此事頗可深長思之。包括崔顥以及王之渙、王翰、王昌齡等在內的盛唐邊塞詩人，全都到過邊塞，而以高適、岑參二人呆得最久，詩也寫得最多。

高、岑的共同點還在於，他們都有高昂的愛國熱情，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和對於人生的信心。試看他們熱烈的詩句：

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不顧勛。

――高適《燕歌行》

自逐定遠侯。亦著短後衣。近來能走馬，不弱幷州兒。

――岑參《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

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

――高適《塞下曲》

一生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

一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高適和岑參都是中國國力最強大的盛唐時代的詩人，又都持積極入世的態度，有些相同之處是十分自然的。

高、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寫詩都十分真率自然，不屑在鍛句煉字中討生活。宋人劉克莊説：“高適、岑參，開元天寶以後大詩人，與杜公相頡頏，歌行皆流出肺肝，無斧鑿痕……其近體亦高簡清拔。……郊、島輩旬鍛月煉者，參談笑得之。詞語壯浪，意象開闊。”(《後村詩話》後集卷二)苦吟當然也有它的妙處，但寫起來費神，讀起來吃力，在盛唐時代的豪邁之士看來，大約一定不如痛痛快快有話直説為好。

但高、岑邊塞詩的內容取向和作品風格也很有些不同，前人早已注意及此，明人王世貞説：“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轉過之。”(《藝苑卮言》卷四)清人王士禎説：“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師友詩傳續錄》)如此等等。用現在的話來説，他們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高適的邊塞詩寫景無多，他習慣於採用夾敍夾議的手法，對觀察所及的現象和問題發表意見，時時流露出政治家的風采。他對當下政治、軍事、社會的得失看得比較清楚，對底層的民眾和士兵懷有深厚的同情，一再見之於詩篇。過強而直露的理性往往容易使詩味受到損傷，幸而這樣的情形不多，高適善於融理於情，其風格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質樸雄渾，悲壯慷慨。

岑參最看重的是自家的“世業”和個人的前途，他對民間疾苦一向不甚關心，更沒有什麼“王霸大略”。相對於高適的嚴肅深刻而言，他相當瀟灑風雅。如果説高適是詩人兼政治家，那麼岑參則只是一位詩人。岑參詩一向以寫景為多，“語奇體峻，意亦生奇”(《河嶽英靈集》捲上)，他風格也可以用八個字宋概括：壯麗峭拔，奇特新穎。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五引《吟譜》雲：“高適詩尚質主理，岑參詩尚巧主景。”這樣的比較論可謂知言。

換一個角度看，高適師法漢魏，尤尊建安，杜甫稱頌他“方駕曹(植)劉(楨)不啻過”(《奉寄高常侍》);而岑參則更多地接受六朝的文學遺產，“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杜確《岑嘉州詩集序》);杜甫稱頌為“謝跳每篇堪諷誦”(《寄岑嘉州》)――謝跳、吳均、何遜都是齊樑時代的詩人，而且以寫景著稱。既然高、岑對過去的遺產有着不同的師法取向，那麼岑詩氣骨略遜而以婉縟見長，就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了。

高、岑兩位諸體兼擅，但亦各有專長，高適長於五、七言古風，五古佔了他作品的一半，名篇則多出於七古，例如《燕歌行》、《邯鄲少年行》、《封丘縣》、《人日寄杜二拾遺》;岑參最長於七言歌行，他第二次出塞時寫的那些描寫天山南北風光風情的名篇，如《輪台歌》、《走馬川行》、《白雪歌》、《熱海行》等等，大抵用這種形式，其章法和用韻都大有講究，形成所謂“岑嘉州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高適和岑參也都能作近體詩，高適的五、七言絕句和岑參的七律、七絕都有膾炙人口傳誦很廣的名篇。只有諸體兼擅才能成為大家，當然這並不妨礙詩人們各各有其特長。

值得注意的是，高、岑雖然一向以邊塞詩出名，其實這一方面的作品在他們的集子裏只佔少數。岑參的邊塞詩是最多的，現存七十來篇，也只佔他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弱：高適的邊塞詩還達不到這樣的比例。他們兩位的詩作涉及到廣泛的題材，諸如山水、時政、贈答、送別、行旅、登臨、懷古等等，無不畢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