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是宋代詩人，他不但是生平萬首詩的高產詩人，也是著名的詩論家，他的“工夫在詩外”、“文貴自得”等詩論觀散見於詩稿、文集、序論中，陸游的詩論具有哲理性，閃爍着真理的光芒，值得我們繼承、學習和借鑑。
宋代詩人陸游——詩論觀及其評價
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游，不但是著名詩人，也是著名的詩論家，他對詩歌的論述頗多，把陸游的詩論加以整理評價，挖掘其現實意義，無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悲憤出詩人
陸游生當民族矛盾極端尖鋭的時代，金人節節進逼，南宋政權掌握在主和派秦檜手中，打擊主戰派，屈辱投降。岳飛慘遭冤死，宗澤、韓世忠等名將忠臣得不到重用。陸游一生始終堅持抗金主張，在仕途上也不斷受到當權的和議派排斥和打擊，他非常悲憤，心底裏痛苦的吶喊，於是發為慷慨激昂的詩歌，體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他在《澹齋居士詩序》中説：“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己，故其詩為百代法。”陸游認為詩人傷時感事，悲憤難忍，“激於不能自己”，才借歌傾訴出來。他曾説：“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牀頭鏗有聲”，這些蒼涼激越之音，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説：“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寫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言者，其皆有不得已有乎！”陸游的詩論自然和前人有師承的關係，然而更主要的是當時許多愛國志士慘遭殺戮或遭排擠，“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他自己恢復中原的願望不得實現，國勢危殆，詩人悲憤異常，所以發為這種詩論。
主和派苟且偷生，不以恢復中原為念，而中國北部論陷區的遺民，則飽受金人的荼毒。“趙魏胡塵千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中，渴望南宋王朝收復失地，解除他們的痛苦。“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這是他代表遺民的願望寫出來的。然而，結果是“關河自古無窮事，誰料而今袖手看？”陸游的悲憤既有愛國主義的激情，也有忠君的因素，但他反侵略和壓迫的呼聲，對人民的高度同情值得肯定。
二、善養氣者出好詩
陸游一貫主張文以氣為主，沒有“氣識卑陋，而文詞超然”的。他在《方德亨詩集序》中寫道：“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愧，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詩人認為那些患得患失，思想庸俗的人，沒有高的思想境界，沒有卓然獨立的氣概，就寫不出好詩來。他十分讚美方德亨“晚愈不遭而氣逾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他在《次韻楊伯子主簿見贈》一詩中説：“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宴坐》一詩中，他説：“周流惟一氣，天地與人同。”都説明正氣的養成對詩歌有很大的影響。
他在《上辛給事書》中寫道：“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陸游主張培養不屈不撓之正氣，敢於反抗庸俗，蔑視富貴功名，遭受逆境而不變節，具有獨立高尚的人格，有此等胸襟的人才能寫出好詩。
孔子説過“志氣塞乎天地”的話。孟子説：“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可見養氣之説，始於孔孟。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説：“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蘇轍的觀點對陸游有很大影響。陸游看到南宋一些士大夫懾於權奸威勢，對外苟且偷安，畏敵如虎。不振作其氣，便不足以救亡圖存，而死氣沉沉，正氣不足，也不能寫出好詩。所以，他大聲疾呼，並付諸實踐，他的感情是壯懷激烈的。他在《放翁自贊》中詠道：“野鶴駕九天之風，澗鬆傲萬木之春。”詩人以野鶴、澗鬆自比，自有一股傲氣。骨氣要從艱苦的生活中鍛煉出來，他的《感興》曰：“艱苦外奮嘗，憤鬱中不平……感慨發奇節，涵養出正聲。”在《周益公文集序》中，陸游也認為要成就一個人才，必“使之磨礱齟齬，瀕於寒餓，以發其藏。”在生活道路上，不經過許多曲折與磨難，便不能養成堅強的戰鬥意志。他要培養的人物，是敢於反抗權奸，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正氣人物。他自己就是這類人物的代表。
三、文變染世情
陸游説：“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他認為不但聲樂在變，器樂在變，內容在變，體裁、形式也在變。還指出：“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千餘年後，乃有倚聲制辭。”作品是時代的產物，文學創作要密切結合時代。南齊劉勰説：“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他列舉歷代文變之後説：“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是社會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互依存的客觀法則。不懂這一法則的作家，其作品就會背離時代。
我國曆史上屈原、司馬遷、杜甫等人都是深諳“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的文變家。正直的作家，能根據時代的盛衰而上動下震，用實事求是的態度，站在世態的前面。好則歌頌之，如：文武之盛德；否則暴露之，如：對幽厲之昏憒、平王之微弱。作者的筆有匡扶神稷的責任。
陸游對文變的深刻認識，不但使他終生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成為偉大的愛國詩人，而且對形成他明快、豪爽、雄健而自由的獨特詩風，亦不無關係。陸游的時代，是金人南侵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壓迫、奴役另一民族的時代。這時候被壓迫的民族，理應緊急動員起來，上下一心，抵禦外侮。陸游就是這一時代的旗幟，他中年入蜀，曾任四川宣撫使王炎的'幕僚。他身着戎裝，往來陣地，鬥志昂揚；考察南鄭地形，積極謀劃出擊敵人，有時親自參加前線的戰爭，火熱的戰鬥生活，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他堅持不渝地主張抗擊入侵之敵，恢復中原。他關心祖國的統一，心繫人民的安危。反映在他的作品裏，多是“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的豪言壯語。他在74歲高齡時作的題為《暮春》的詩中説：“自笑滅胡心尚在，憑高慷慨欲忘身。”他的“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淚”的詞句和岳飛的“空悲切”的憤激之辭，同樣是高昂的時代音符。
四、文貴自得
陸游在《頤庵居士集序》中説：“文章之妙，在有自得處。而詩其尤者也。”所謂自得就是有獨特感受且發自肺腑，抒寫真情實感。當一個詩人，在喜怒憂憫、安順頤樂的感召下，就有可能發生創作衝動，寫出窮情詳切，旨遠言近、耐人品味，富於感染力的詩歌。鍾嶸在《詩品》中説：“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一個詩人要寫出讀者太息流涕，感同身受的作品，除作家應具有的文字修養外，最主要的就是陸游説的“在有自得處”了。若沒有真正的自得，只是為詩而詩，最多隻能譁眾取寵於一時，結果“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了。
陸游所處的時代正當“國破家亡”之時，“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這使憂國憂民的陸游寢食難安，以至於在臨終之際，還發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恨。陸游的有自得體現在詩歌中，就是把自己熾熱的愛國情感，鑄成長槍大戟刺向敵人。
陸游用什麼方法達到“有自得”？他曾有詩曰：“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他主張的“有自得”必須做到兩點：一是認真讀書不遺餘力；二是實踐，也就是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有自得”是創作的源頭之一，也是靈感之源，否則就不可能“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陸游説：“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必有是實，才有是文……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現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閒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於其間哉！”這裏的“胸中之妙”，説穿了就是“自得處”。正因為發其自得，才能有金石之聲。陸游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等詩句，就是他“有自得”的表現，就是他廣博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的結果。
真正“有自得”，才能創新意立新説。陸游曾説：“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因此他“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愧色”。自從“四十從戎住南鄭”，經歷了豐富多采的軍旅生活以後，他才達到“詩家三昧忽在前，屈賈在眼元歷歷”的境界。大有“從心所欲不逾距”之勢，可見“有自得”是多麼的重要。
五、工夫在詩外
陸游在給兒子的詩中説：“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詩外”是什麼？一是自己的生活實踐，就是對自然和社會的實際感受。從這些觸發得來的思想感情，才是真實的，寫出來的詩，才是真詩。二是個人修養，即養氣。也就是説要做好詩人，首先，必須做一個正真的人，做一個有正氣的人，然後才能做好一首一首的詩。他十分重視生活實踐對詩歌創作的感發作用：“文字塵埃我自知，向來諸老誤相期。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陸游把創作的視野從書本引向廣闊的生活實踐，主張詩人直接感受生活，抒寫生活，開拓題材，掌握真正的創作方法。他對學詩也很有心得：“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詩人告訴我們寫詩一定要“躬行”，有了紙上所得，還須經過一番實踐活動方能心領神會，功力俱全。他在《上辛給事書》中説：“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明確告訴我們，寬宏的度量與精湛的才幹，是靠生活與實踐磨鍊出來的。陸游把人生閲歷、生活感受當作學詩的重要途徑之一，把實踐活動看作詩歌創作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環節，歸入“詩法”範疇，為現實主義詩歌創作找到了理論依據、創作源泉，這是陸游詩論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他對現實主義詩論的重大貢獻。
陸游“詩外工夫”之語有着堅實的生活基礎和創作積累。他之所以強調詩人的實踐活動，是為了杜絕詩壇上片面講究形式技巧，專從故紙堆中尋章摘句，拾人牙慧的惡習，為人們指明瞭一條正確的創作道路。“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詩人告訴我們，只有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生活感受，才能寫出富有生活氣息和藝術個性的詩篇。陸游一生奔波勞頓，常在山水間旅行，既增長見識，又陶冶情性。他在《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感歎道：“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鏤虛空。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沒有親身的生命體驗，詩人發不出這麼深沉的感歎。
“工夫在詩外”的詩論主張，使詩歌創作從單純的技法中解放出來，面向生活，直接從生活的土壤中獲得創作素材，這顯然比江西詩派以流為源的創作法則要高明得多。他的詩外工夫揭示了詩歌創作與社會生活之間的淵源關係，在詩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陸游的詩論，可謂博大精深，發人深思，至今仍閃爍着真理的光芒，其價值之大和現實意義之深，可立千秋而永存，我們不能等閒視之。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出版社，1982。
[2].陸游：《渭南文集》，中華書局出版社，1976。
[3].劉勰：《文心雕龍》，人民出版社，2002。
[4].陸游：《劍南詩稿》(卷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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