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企業合約理論的發展沿革為導線，將國內外學者基於合約理論對企業戰略聯盟運行過程中的動因、效率分析、穩定性研究、不完全合約行為、機會主義行為等多方面問題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分類梳理，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分析意見和研究切入點。
關鍵詞：企業；戰略聯盟；合約理論
企業戰略聯盟理論作為當前經濟研究的熱點之一，是屬於企業管理戰略理論的前沿課題。隨着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企業組建的戰略聯盟越來越多，所起作用越來越重要，使得戰略聯盟理論明顯滯後於實踐的發展，戰略聯盟的實踐缺乏理論的有效支持和指導。雖然近年來，國內外已有一些有關戰略聯盟的著作問世，但筆者認為，戰略聯盟還是一種很不成熟的理論，其體系和框架還不完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地方。
第一，戰略聯盟的基本概念還未得到公認的界定，這是一種理論創立之初通常都會遇到的情況；第二，戰略聯盟理論缺乏理論代表人物和核心觀點，各種理論解釋層出不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第三，理論沒有體系化，現有的企業戰略聯盟理論側重於對戰略聯盟現象的描述，只從管理學角度淺析了聯盟企業，而沒有去研究戰略聯盟演進過程和其形成的本質原因，沒有發現戰略聯盟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更沒有對戰略聯盟的達成做系統的論述。
就企業戰略聯盟的構建方面的理論而言，自戰略聯盟進入經濟領域以來，無論是經濟學家、管理學家還是企業界人士都試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釋，因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如交易費用理論與戰略聯盟、國際經營論與戰略聯盟、價值鏈理論與戰略聯盟、博弈論與戰略聯盟、組織理論與戰略聯盟、戰略管理論與戰略聯盟以及資源依附論與戰略聯盟等。但有關戰略聯盟的理論尚不成熟，未成體系。而事實上，戰略聯盟作為一種組織創新形式，本身非常複雜。本文從合約理論的角度對有關研究成果進行綜述及評介，試圖從三個方面探索戰略聯盟的理論淵源，並論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從理論上指出戰略聯盟出現的必然性，對戰略聯盟的構建過程有所廓清。
一、合約理論的發展沿革
科斯在他的理論中將企業理解為一種不同於標準的市場交易的合約，從而開創了合約理論研究的先河。在科斯之後人們對合約理論的研究按兩個方向發展。第一個方向是委託—代理理論，其核心是設計出一套有效的機制來激勵代理人“説真話”和“不偷懶”。這個機制認為可以將所有的可以預見到的或然事件都涵蓋在其中，是一個不需要再談判的完全合同，因而這些理論也被稱為“完全合約理論”，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為阿爾欽、莫里斯、格羅斯曼和張五常等。第二個方向是威廉姆森和哈特等人提出的“不完全合約理論”。完全合約理論把參與博弈的各方當事人放在一個委託—代理框架下處理，把所有的交易和生產關係抽象為一種合約關係。在完全合約理論的假設中，在當事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完全理性的委託人總是可以設計一個最佳合約，該合約充分考慮了所有可能出現的或然狀態，並能夠無成本的被第三方強制執行。在完全合約理論下通常認為產權結構和權威是不重要的，因為通過合約安排總是可以實現最佳效果。
在完全合約理論中假設當事人是完全理性的，這個假設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抨擊，因為這個假設不符合現實生活中的情況。這就發展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在這個方向上又有兩個分支：以威廉姆斯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經濟學派、以格羅斯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學派。
交易費用經濟學下的不完全合約理論有三個基本假設：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和資產專用性。所謂有限理性是指“人們意圖理性的處理事務，但是隻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機會主義是指採用欺騙等手段來損人利己，代理人在簽署合約前後通過隱藏真實信息或者真實行動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資產專用性是指一種專用性投資一旦做出就不能轉做其他用途，即使是可以轉做他用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交易費用經濟學認為最優企業規模正是在一體化帶來的收益與成本之間取得權衡，當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相等時企業就會停在擴張，這就是企業的邊界。
新產權學派認為，企業就是物資資產的集合體，它將所有的合約權利分為“具體權利”和“剩餘權利”。對企業邊界的解釋中新產權學派合約論認為，兩個企業如果它們各自保留對企業的物資資產的所有權，那麼它們就是獨立的兩家企業。如果它們進行併購，那麼一家企業就擁有了另一家企業的所有權，在談判中擁有了對另一家企業更大的影響力，從而擁有雙方合作更大的剩餘部分，這樣這家企業也就會加大事前專用性投資的激勵，這就是併購的收益。預見到這個情況被併購企業進行事前專用性資產的激勵就會減弱，這就是併購的成本。
如果事前專用性資產的激勵增加程度大於激勵的減少程度，那麼，一體化就是有效的，企業就會的到擴張；反之，企業的擴張就是無效的，企業就不會考慮擴張。這就是產權學派關於企業的邊界的論述。
因此，合約理論是一個不斷髮展的過程，由完全合約理論發展到不完全合約理論，引入了不完全理性假設，從而對戰略聯盟構建的成因、運作及風險防範等方面也有了不同角度的解釋。
二、企業戰略聯盟運行中的合約理論運用首先，先了解西方理論研究者如何運用合約理論來分析企業戰略聯盟中運作問題。
Jarillo認為，當一種合約制的網絡安排能最小化參與到企業的交易成本時，這種網絡就比市場和管理等級制更有效。
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以及繼續聯盟合作的願景，會使網絡成員的機會主義傾向會降到最低。由於交易成本的大小通常與機會主義傾向正相關，而與信任負相關，機會主義傾向越低，信任越高，則交易成本就越小。由此，戰略聯盟能夠表現比市場和基層組織更強的成本優越性。但可能增加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聯盟夥伴為了維持夥伴關係會迴避機會主義行為。
Lorenzoni和Lipparini的實證研究得出，領導性的大公司能通過重複的、與主要供應商相互信任的關係降低總的合作生產成本。
利用合約理論對戰略聯盟進行研究的'學者們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聯盟成本的控制方面。聯盟的成本一般發生在合作伙伴之間分擔任務、合作交流，談判並制定合約及處理違約等過程中。
Parkhe分析了聯盟形式的選擇和構建，並研究得出，聯盟承諾的無法回收的投資與聯盟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負相關。
Young—Ybarra和Wiersema的研究得出，抵押品的安排與聯盟的戰略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正相關。Das和Teng認為，需要合適的治理機制保護聯盟免受潛在的威脅。原理上，來自機會主義的潛在威脅越大，則越需要更為細緻的治理機制，則交易成本越高。
Robinson和Stuart還發現，在生物技術聯盟中，聲譽效應是決定控制權分配的重要因素，並指出，一方在另一方潛在的未來合作伙伴中損毀其聲譽，是強化它們之間這種隱含的聯盟合約關係的一種關鍵機制。研究表明，將所有權的分配、明確的合約條款和通過關係動機加以實施的隱含合約等措施相結合，可以解決戰略聯盟中的合約問題。
Lui和Ngo認為，當存在低的資產專用性時，戰略聯盟合作者之間的一體化化水平就較低，此時，合作伙伴之間的關係更傾向於交易性，且相互依賴性較少。在這樣的環境下，機會主義的負面影響較小，監控的措施也不那麼緊迫，結果在合作伙伴之間形成高自治水平。他們還構建了一個行為模型，強調信任是聯盟的一個重要前提，並提出交易成本變量可以緩和聯盟夥伴之間的關係。這個模型聯盟的合作過程看作一個連續的循環，是聯盟夥伴行動的相互作用的結果，管理者需要尤為注意合作伙伴的行為變化，也要認真監控每一個合作伙伴及與夥伴關係相關的交易成本的特徵。
S。White認為，合作與控制都很重要，並將合作成本與治理選擇聯繫起來。戰略聯盟成本的評估與從聯盟中期望獲取的收益相關，而不同的企業對可接受的成本與收益的比率的理解是不同的。
William和Robert Dooley在對美國醫護產業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合約性的防範與聯盟信任關係是機會主義行為的強力預測者，機會主義與聯盟的成功負相關。與合約性的防範措施相比，信任對機會主義的影響更為強烈，而相互資產投資卻與機會主義行為無關。
在我國的理論界，企業戰略聯盟仍是一個較新的研究領域，基於交易成本理論對戰略聯盟的研究還剛剛起步，目前，僅有少數學者對此課題進行研究。賴磊和郭建國從影響交易成本的交易頻率和持續時間、交易成本的模糊和不確定性以及其它交易的關聯等三個方面，分析了企業戰略聯盟的制度優勢；金雪濤和李琳肯定了超越交易成本理論的合理性，認為綜合考慮了成本和收益雙重因素的超越交易成本理論，能清晰界定企業戰略聯盟這種組織形態的特徵，並進一步指出：從組織形態上講，企業戰略聯盟更靠近市場這一端；企業戰略聯盟所產生的合作成本是交易成本的組織化。但他們僅對超越交易成本理論的基本思想作了簡單介紹，具體沒有對戰略聯盟展開深入的分析；盧福財等從單一的交易成本視角轉向交易成本與交易收益並行的雙重視角，分析了網絡組織給組織成員帶來的成本與收益優勢。在此，就部分文章給予着重分析。
企業戰略聯盟是不穩定的，而設計聯盟合約有利於維持聯盟的穩定。對企業戰略聯盟最優合作合約的研究，本質上是要考察在自由選擇、自願交換、信息不完全及決策分散化條件下如何設計出一套機制或規制來實現穩定的聯盟合作關係。
按照現代合約理論的觀點，最優合約必須在滿足下列三個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得到：
（1）合約當事人各方必須共擔風險；
（2）儘可能地利用一切信息資源；
（3）合約執行機制中的報酬結構要因信息性質的不同而不同，合約各方對合約未能解決的不確定性和避免風險的程度都要十分敏感。上述三個條件集中體現在信息經濟學和機制設計理論中的兩個概念方面，即信息對稱和激勵相容。這兩個原則為不同決策主體之間的合作合約設計提供了一般性原則。基於現代合約理論的信息對稱性和激勵相容兩個緯度，考慮到企業戰略聯盟的合約特徵，分析了聯盟合約的設計思路，並基於此提出了最優合約的設計原則模型。
合約的最大特點就是與生俱來的不完全性，因而給機會主義行為創造了便利，因此，如何保障合約的順利履行就尤為重要。企業戰略聯盟合約具備以下特徵：
（1）聯盟合約產生了一個鬆散聯合的經濟組織，擴大了組織的有效邊界。
（2）聯盟合約相對於企業合約而言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3）聯盟合約是一種非完全意義上的成長期權。同時，就戰略聯盟合約而言，雖然通過建立聯盟可以使合作各方在長期交往中獲取較為完全的信息，並通過經常性的溝通使信息非對稱現象得到緩解，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信息的非均衡分佈，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及信任危機等機會主義行為使得聯盟合約履約保障機制的建立尤為重要。
總結以往企業戰略聯盟穩定性理論研究，不難發現，交易費用經濟學、委託—代理理論、博弈理論以及資源依賴都對企業戰略聯盟穩定性進行了分析，但這些分析要麼只停留在表面的定性分析，無法對實踐決策有直接的指導作用，要麼是基於不現實的完全理性假設。而不完全合約理論在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的前提下，將影響戰略聯盟穩定性的因素融入模型，從而可以對決策進行定量分析，使決策過程更加科學合理。因此，基於不完全合約理論的研究框架及其核心理論模型（GHM模型）對縱向企業戰略聯盟的穩定性進行模型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聯盟不完全合約治理的一些思考。
戰略聯盟本質上作為企業間的一種合約安排，其最大特點是不完備性，從而為機會主義行為創造了條件，進而導致聯盟企業間的信任危機，甚至聯盟的失敗。因此，如何治理合約的不完備性，以減少企業流失有價值資源的風險，是企業建立和發展戰略聯盟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本文在運用合約理論分析合約不完備性及其原因的基礎上，分析了戰略聯盟合約的不完備性及其產生的後果，並提出企業建立和發展戰略聯盟成功的關鍵是通過採取有效的防護措施，克服聯盟合約的不完備性，減少企業流失有價值資源的風險，以實現聯盟的戰略目標。
當面對較高程度的不確定性時，企業可以選擇合約型戰略聯盟作為戰略投資的治理模式，根據相關不確定因素的發展變化而選擇不同的合作伙伴，這樣，不但確保了戰略投資靈活期權價值的實現，而且此治理模式本身也具有較靈活的期權價值。合約型聯盟可以分為緊密型戰略聯盟和鬆散型戰略聯盟。作者應用期權動態規劃定價模型，對緊密型聯盟治理模式和鬆散型聯盟合約治理模式的靈活性期權價值做了模型分析，並進行了相關參數的敏感性比較。分析結果表明，在一定範圍內，當戰略投資相關因素的不確定性程度較高時，應該選擇較靈活的治理模式，如鬆散型戰略聯盟。
戰略聯盟的理想最優合約治理目標是，聯盟各方共同分擔風險，能夠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信息。但是戰略聯盟合約的不完全導致的機會主義成為戰略聯盟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運用不同的機制以對付合約條款的不完全性，並且處理由不確定性事件引發的問題，如專用性資產治理和聯盟行為治理等等。
由於信息的不完全和聯盟成員的有限理性，聯盟合約不可能包含窮盡未來的一切條款，這種不完全的聯盟合約又無法規避聯盟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發生。這正是戰略聯盟表現出普遍不穩定的原因。既然戰略聯盟是一種生產組織制度，這種制度能否成為各成員企業佔優戰略的均衡結果以及此均衡能否穩定維持？從合約視角加以分析，我們應當以承認信息不對稱為前提，以激勵相容為核心以及股權治理介入的自動履約機制來構架的聯盟穩定性治理思想，進而提出戰略聯盟治理的合約規制策略。
在戰略聯盟中，盟主在缺乏盟友的實際業務能力、服務成本等方面信息的情況下，可以利用博弈論顯示原理設計不同的報酬合同來讓盟友選擇，從而根據盟友選擇結果來判斷其真實的能力或類型，避免了盟友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的發生。作者提出一個委託人（盟主）是風險中性，代理人（盟友）是絕對風險厭惡的委託代理模型，通過分析，得出了最優報酬機制是由努力補償金、風險補償金和信息租金三部分組成。最優報酬機制的靈敏度與期望補償正相關，與固定補償負相關。有效的盟友比無效盟友工作更加努力，更樂於選擇高強度激勵、低固定補償的合同和選用風險較小的項目。
戰略聯盟合約風險問題，即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問題，依賴於顯性激勵合同與隱性激勵合同的結合，並考慮相對業績比較的保險功能才能得以徹底解決。戰略聯盟短期合作的合約風險可採用包含監控（內控與外控）變量的最優激勵合同（顯性合同）來解決。在設計激勵方案時，盟主必須考慮激勵盟友的成本與盟主利益的一致性，而且還要考慮收益和成本的均衡。只有當觀測成本小於由此帶來的代理成本的降低時，將監控變量寫進激勵合同才有價值。聯盟要長期合作，必須有效發揮隱必激勵合同的作用，通過現期努力對產出的影響來改進市場對能力的判斷，強化聲譽效應，弱化棘輪效益，從而強化激勵監控機制，進而使戰略聯盟的合約風險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
在現實當中，企業戰略聯盟價值的產生需要公司同時關注恰當的夥伴選擇、適當的聯盟設計、適應需要的關係、恰當地管理終結等整個運作過程。這表明企業應同時聚焦於聯盟的過程和內容才能獲得競爭優勢，然而以往的研究忽視對聯盟管理過程的研究，對聯盟的中間階段尚未加以深入的探索。
因此，有效的聯盟管理不僅是實現聯盟利益的關鍵，而且也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具有顯著挑戰性的方面，因此，作者試圖從合約理論、資源依賴理論、社會關係理論等多個研究視角出發，提出聯盟形成、聯盟治理和聯盟運作管理這一完整系統的分析體系。
早期的關於聯盟合約選擇及其層級控制範圍方面的研究曾受到交易成本理論的影響，交易成本理論的形成起源於對合約風險和行為不確定性的分析。從這一視角出發，學者們認為，層級控制是解決聯盟成本問題的有效方式，因為該方式可以通過命令來保證控制能力，從而使聯盟雙方的行為可被監測，並與激勵制度保持一致性。這種方式最早應用在企業的自制外購的決策中。而當企業決定建立戰略聯盟後，也可用同樣的方式來實現聯盟治理。聯盟成本問題越顯著，聯盟治理結構的層級性就越強。
三、有關思考
整體看來，合約理論雖然是研究戰略聯盟的重要的工具，但是它只強調聯盟組織的效率問題和成本問題，側重對聯盟企業的控制機制的研究，卻忽視了影響戰略聯盟發展的其他重要因素，如組織學習、資源利用、組織能力和企業文化等；在實際應用中，對於“資源分配的效益”在聯盟形成和管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它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分析。交易成本方法侷限於單一的成本分析，通過對給定的管理機構的交易成本進行靜態的比較的方式，來分析企業戰略聯盟的效率優勢。將合約效益看做預先給定的和外生於經濟過程的，沒有考慮交易效益對企業組織形式的影響。然而，交易效益對組織形式的影響更為重要。而引入動態的考慮，對管理機構的交易效益進行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交易成本方法靜態分析的不足。而綜合考慮交易效益和交易—組織成本對管理機構影響，從租金的視角展開對企業戰略聯盟的研究，將有助於更深層次的挖掘其本質，為戰略聯盟的形成和發展給予更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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