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
改革開放30年之際，我國的經濟實力有了極大的提高。當我們以他者即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的時候，我們比較順利地實現了經濟增長的預期。然而，依憑這種“落後—進步”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我們不得不應對另外一個與經濟發展相伴而生的問題：環境問題，甚至有時是風險問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和中國在發展時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現了中國自身的難題，這一難題的解決是沒有他者經驗可以借鑑的。西方發達國家是依次進入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然而，中國必須同時面臨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之難題。正如鄧正來所指出的，“中國自1978年以來在如下幾個方面的發展進程，在制度和結構及其後果方面為當下的“世界結構”對中國發生影響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國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以期進入“工業社會”；二是中國在西方價值的“裹挾”下正在進行着一場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革的運動，儘管它的展開極其艱難；三是中國發展所形成的貧富差距結構導致了環境危險與科技——工業危險並存，而這一情形與近年來所建設的眾多核電站疊加在一起，則標示着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了第二現代世界的風險社會。”也就是説，中國社會在向前發展之際，要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悖論。工業社會的邏輯與風險社會的邏輯是不同的，正如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業社會中，財富生產的“邏輯”統治着風險生產的“邏輯”，而在風險社會中，這種關係就顛倒了過來。他又指出，“階級社會的驅動力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我餓！另一方面，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則可以表達為：我害怕！焦慮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中國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下中國對這兩難問題的處理。由於作為後發的國家，同時又沒有可以借鑑的經驗，中國在其發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種“試錯”的方式前進的。同時又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等諸多問題又增添了這一兩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亦或風險防控——問題的複雜性。
二、企業效益與農村環境保護
在這一大背景之下，中國農村環境污染已不容忽視。正如前述，中國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處理好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不同的挑戰。而在應對這一挑戰之中，政府、企業和民眾的行為及其結果將會與每一位中國人的利益相關，也與企業的效益相關。一般來講，處於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較而言，在這一挑戰之中卻處於弱勢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們國家由於地域性差異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使得農村居民在維護自身環境權益方面表現出不同的特徵。而無疑的是，某些地區在發展工業經濟的時候，由於缺乏相應的防治污染的技術手段、法規及相關制度，使得該地區的環境處於受破壞狀態或是危險狀態，農村居民的生活環境乃至生產環境質量變得越來越糟。農村居民這種弱勢地位可能來自內在和外在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國家用於農村環保建設的基金投入不夠，工業生產的.特點使得污染性企業集中於市郊或偏遠鄉村，民間缺乏非政府環保組織，等等；二是，源於農民自身的原因，環保維權意識不充實、農業生產勞動量大用於維權的時間和經歷少等，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礙農村居民對於自身正當的環境權益的保護。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對農村環境進行保護和改善。
對農村環境進行保護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工業化發展方式的改變。在筆者看來，企業的效益不僅僅包括經濟效益，而且也包括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長久獲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社會效益，如果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影響了當地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生產和生活的話，那麼企業的聲譽很難被社會認可，企業也難以獲得長期的經濟效益。企業要想獲得長期的經濟效益，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要提高技術含量，節約不可再生資源，積極開發可再生資源，減少排污量。同時，政府要給於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辦法和標準，為企業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間。簡言之，改變工業化發展的方式，必將增進企業的長遠效益併為有效地保護農村居民環境權提供了可能。
三、結語
在清楚地認識中國社會於當下時段的特性——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的雙重挑戰的前提下，要想有效地保護農村環境和農村居民環境權，必須改變工業化發展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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