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進一國科技創新能力提高的研發政策必然是一套系統性的政策。以整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從自身國情出發，考察研發政策對該國科技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作用和影響。提出符合我國國情的研發政策，以期提高我國科技創新的自主研發能力。
關鍵詞：科技創新；自主創新；研發政策
隨着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知識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各國之間的競爭焦點逐漸由土地、資源礦產等傳統生產要素轉向人才、技術等新生產要素。高新技術產業因為其高智力投入、高效益、低污染、低消耗的特點及對傳統產業巨大的帶動作用正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競爭的主戰場。我國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研究高新技術並盡力實現其產業化，在９０年代初開始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近年來，高新技術產業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並且為我國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提供了大量的技術支持，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與此同時，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着嚴重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許多高新技術領域還存在着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缺失的問題。當前我國傳統產業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低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帶動作用不明顯的現實確定無疑。因此大力度推進技術研發，掌握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促進產業升級成為當務之急，而構建一個促進自主研發能力提升的政策環境也就成為重中之重。
１國內外文獻回顧
１．１國外文獻回顧
Ｒ＆Ｄ政策對整體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它的有效性取決於和廣泛的經濟增長政策融合的程度。西方學者對Ｒ＆Ｄ政策的研究是圍繞着私人Ｒ＆Ｄ投資的市場失靈進行的。喬治泰奇認為Ｒ＆Ｄ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消除造成市場失靈的障礙。Ｒ＆Ｄ投資的市場失靈主要體現在私人對Ｒ＆Ｄ投資的不足。這種不足又體現在兩個方面：（１）對Ｒ＆Ｄ投資的總量上的不足。（２）對Ｒ＆Ｄ某一特定階段投資的不足。
西方學者認為造成市場失靈的主要因素有：（１）技術和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２）創新公司成果的專用性。企業在初期Ｒ＆Ｄ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偏向於減少總的Ｒ＆Ｄ投資或者犧牲長期項目投資而將投資轉向短期的Ｒ＆Ｄ項目。同時由於部分Ｒ＆Ｄ項目本身的複雜性和資本密集性因素使得個別Ｒ＆Ｄ公司承擔了過多的風險，比如現在的一些Ｒ＆Ｄ項目過程越來越複雜，因此需要交叉的學科隊伍而這些條件往往超出了單個公司的能力。另外，一些Ｒ＆Ｄ項目本身就是資金密集型的，太過昂貴無法滿足公司Ｒ＆Ｄ戰略的多樣化需要。一些Ｒ＆Ｄ過程本身所需要的時間比較長，對於私人公司而言，這意味着公司的Ｒ＆Ｄ投資很可能無法獲得可接受的回報。西方學者經常提到的預防Ｒ＆Ｄ市場失靈的政策工具有：Ｒ＆Ｅ（研究與實驗）税收抵扣、政府直接資助、税收所得税和合作研究。西方學者認為針對不同類型的市場失靈，首先要考慮的是確定市場失靈是阻礙了總的Ｒ＆Ｄ投資還是阻礙了對Ｒ＆Ｄ某一特定階段的投資。針對這兩種情形，所需要的政策工具在本質上有着很大的區別。税收政策在解決總的Ｒ＆Ｄ投資不足上更加有效而直接資助在解決對Ｒ＆Ｄ某一特定階段或某一特定種類的技術投資不足的市場失靈問題時更加有效。不論哪一種情況，都需要設計和執行一種特定的機制來解決特定的市場失靈問題，但這一機制不應誘發對沒有受到市場失靈影響的領域的投資，即防止產生政策漏出效應。這也成為西方學者評判Ｒ＆Ｄ政策有效性的一個標準。許多西方工業化國家也一直在採用政府直接資助的政策。政府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戰略計劃，這些計劃主要集中於受市場失靈影響顯著的Ｒ＆Ｄ共性技術研究階段。在這些計劃中，大部分的資金以成本分擔的形式提供給了私營部門。政府同樣也可以考慮對單獨某個企業的Ｒ＆Ｄ活動進行資助，因為一個新技術在其生命週期的早期經濟活動中總是以最小規模的形式進行的，而且在當時一般會以“幼稚產業”的形式出現。該企業可能是大企業也可能是小企業或者初創企業，但是，一般而言，只有當聯盟研發的方法不合適時，才考慮對單個企業進行Ｒ＆Ｄ贊助。西方學者還普遍注重技術基礎設施的作用。這種技術基礎設施包括基礎科學、共性技術、基礎技術和產業標準。隨着全球化的發展，高科技領域的競爭逐漸加劇使得政府所承擔的任務更加繁重，除了負責支持基礎研究以外，還應該大量投資於新的，以技術為基礎的基礎設施以支持國內的產業發展。
１．２國內文獻回顧
中國學者對Ｒ＆Ｄ政策的研究起步在西方學者之後，而且與西方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逐漸完善的階段。中國學者的研究更多的圍繞着現有政策的不足之處進行的。一方面，中國學者充分注意到了西方學者提到的Ｒ＆Ｄ市場失靈的現象，提出一些政策建議，另一方面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中國社會的Ｒ＆Ｄ資源分佈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現實情況。對Ｒ＆Ｄ政策的定義，趙贇莉，羅龍濱（２００７）認為Ｒ＆Ｄ政策是國家科技政策的一部分，它通過對Ｒ＆Ｄ活動如Ｒ＆Ｄ的投入、運作、產出、轉化等，進行引導、干預、控制，把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意志轉化為Ｒ＆Ｄ活動主體的行為規範。它既包括Ｒ＆Ｄ總的戰略原則和指導方針，也包括具體的政策措施。郭婭娟（２０１０）認為Ｒ＆Ｄ政策是政府為激勵、協調Ｒ＆Ｄ活動，促進Ｒ＆Ｄ成果產生及擴散的行為準則，主要包括指導、管制、資金資助等內容。Ｒ＆Ｄ政策具有導向、協調和控制作用，是區域經濟增長的有力支撐。對Ｒ＆Ｄ政策工具的研究，熊維勤（２０１１）對中國的Ｒ＆Ｄ財政補貼政策進行了研究，認為基於研發結果的補貼比事前補貼效率更高。一方面，可以有效規避企業對政府的財政補貼的無效使用甚至欺騙，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事前補貼使政府難於選擇恰當的補貼對象。但是基於結果的補貼無法解決創新企業可能面臨的財富約束問題。樑彤纓，馮莉，陳修德（２０１２）根據我國各省份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税式支出、財政補貼這兩種政策工具的Ｒ＆Ｄ政策效果，得到如下結論：這兩種政策工具能夠積極的促進企業籌集科研資金，尚未對我國企業籌集研發資金產生擠佔效應。兩者相比，税式支出對企業研發經費和人員的投入的促進作用更大一些。因此，政府應該以税式支出為主，同時加強對企業科研補貼的管理，以更好地促進企業開展研發活動。
２制約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分析
２．１科技研發人才流失嚴重
目前就整體而言，我國高新技術產業人才的總體構成情況是人員數量增長迅速，質量亟待提高。傳統中低層次人才嚴重過剩，高層次技術和管理人才嚴重稀缺。高層次人才的嚴重缺乏已經成為限制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造成我國目前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體制的落後和人才外流嚴重。人才流失的渠道主要有兩種：一是國內的高技能人才紛紛跳槽至實力雄厚的外資企業尤其是海外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研發中心，另一種則是出國留學。對於前一種情況，尚缺乏數據統計，但是情況很嚴峻。現在很多的國有企業已經成為為海外跨國公司培養人才的學校。對於第二種情況，一方面原因在於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落後，缺乏能夠吸引、承接這部分高科技人才回國的企業；另一方面原因是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基礎研究居於世界領先水平，留在國外可以隨時瞭解科學技術的最新發展動態，有利於個人學術進步，而回國後則沒有這麼好的條件。這些人才擔心回國後，個人會被埋沒。總體而言，國內在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上與美國的差距是這些人才拒絕回國效力的主要原因。
２．２我國科技產業的研發經費支出存在問題
我國科技創新的'研發經費總量增長十分迅速，但是研發經費的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研發強度）一直偏低，而且研發經費支出結構不均衡。從總量上看，我國的研發經費支出總額已經位列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之後，但是研發強度則要落後於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前，科研支出經費結構方面，我國絕大部分的經費都投向了應用研究和實驗開發研究階段，其中主要是實驗開發研究階段，即主要用於科技成果的實用化和產業化。從發達國家研發活動的變化可以看出，隨着科技的進步，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顯著，各個發達國家競相加大對於基礎研究的投入，以保持長久的科技競爭力。因此，從長遠來看，對於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會導致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後勁不足。
２．３我國企業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不足
２０１４年，我國來自企業的研發經費支出為１００６０．６億元，比上年增長１０．９％，已經佔到了７７．３％，和主要發達國家企業所佔的比重大致相當。這也説明，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研發經費的來源構成比較合理，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研發活動的主體。從企業構成來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是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主力軍，無論是在研發人員從業數量還是工業總產值、利潤總額上都處於領先的位置。但是外資企業的專利所有權轉讓及許可收入上卻超過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２０１４年外資企業的專利所有權轉讓及許可收入為８４０億元，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該項收入僅為５５６億元，大大落後於外資企業。專利所有權轉讓及許可收入最能反映一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這也表明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要遠低於外資企業。
３提升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研發政策建議
３．１改革教育體制提高教育質量
當前制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教育體制的落後和人才的短缺。現行的教育體制和模式並不能夠滿足培養創新型研發人才的需要。問題突出表現在：我國現在仍然延續的是傳統的應試教育模式，十分強調學生記憶和通過考試的能力；過於注重學生的考試分數，而忽略了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和創造性思維的訓練；過於重視智商，忽視情商的培養；重書本，輕實踐；重理論，輕運用。因此，只有改革現行的教育體制和模式，建立起創新教育的體系與機制，形成創新人才的培養環境，才能提高我國研發人才隊伍的整體水平，才能培養出高水平的帶頭人和創業人才，才能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具體包括：改變高等教育的模式，率先在所有的高校實施素質教育；改變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和方式，改變教學和實踐的脱離、課程設置和社會需要的脱節，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應用能力；加大對職業技術教育的扶持力度，推廣職業技術教育，提高技術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和薪資待遇，逐漸改變人們輕視職業技術教育的觀念；繼續加大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持力度，保證教育支出佔ＧＤＰ的４％以上。加大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教育扶持力度，促進優質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化、合理化，力促教育公平。
３．２提高研發經費使用質量
國內外的經驗表明，研發經費的投入規模和研發實力的強弱成正比關係。因此，加大研發經費的投入強度是提高我國研發能力的前提條件。目前，從總量來看，我國的研發經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平均到每個研發人員來看仍然很低，以研發經費的投資強度（Ｒ＆Ｄ／ＧＤＰ）來看，我國仍然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一國研發費用的支出總規模必然要和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一個國家不可能超出常規、不切實際的增加研發費用，因此最重要的是完善研發費用的使用監管體制，提高研發費用的使用質量，把好鋼都用在刀刃上。對於中國這樣的技術後進國家國家尤其重要，如果不能夠加強對研發經費使用的監管，即使有再多的經費支出，也無濟於事。首先要完善研發經費的支出結構，要明確研發活動的各個環節的主要出資主體。其次要完善研發經費的使用監管體制。最後完善研發結果的考評機制，把成果轉化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作為評價研發結果的重要參考因素。
３．３大力培育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中介組織
大力培育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中介組織是促進產學研結合的最有效途徑。科技中介組織能夠解決產學研三階段之間信息不對稱、連接不暢的問題。規範、正規的科技中介組織的發展能夠使在基礎研究階段積累下來的科研成果更加有效的嚮應用研究和實驗開發研究階段轉移。據報道，發達國家科技發明的轉化率約為６０％，而我國每年約有２萬件科技發明，但實際轉化為應用的不到２０％。由於許多研發機構和管理機構市場觀念淡漠，致使許多研發項目從立項到最終產生結果都與市場脱節。因此，除了要改革研發項目的立項機制以外，加強科技中介組織的建設，盤活堆積的研發成果也是重中之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技中介組織發展比較迅速，為研發成果的產業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國的科技中介組織目前還處在發展初期，數量多、規模小、服務能力差，甚至存在部分中介組織違法違規操作的現象。科技中介組織從業人員大多缺乏規範的培訓、專業素質參差不齊。因此，為了促進科技中介組織的快速發展，政府必須為中介組織創造適宜的法律和市場環境，促進科技中介組織行業發展的更加規範。
３．４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
在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今天，全球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正在逐漸建立起來，技術後進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更應該迎頭趕上，努力加入到這一潮流中來，努力學習規則，適應規則，進而利用規則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因為目前正處於技術落後狀態，就拒絕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從長遠來看必然是得不償失的。目前，我國正處於產業升級換代的關鍵時期，研發能力的提高是產業升級成功的關鍵。我們當前必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通過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產業升級。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對於優化高新技術產業的市場結構，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內部優勝劣汰具有重要意義。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成果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嚴的情況下極易被仿造，這給研發企業的造成的損失是毀滅性的。所以可以説知識產權制度是高新技術產業能夠興旺發達的基本制度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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