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體·親歷·情緒：心理學意義上的創傷記憶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創傷記憶就是“指對生活中具有嚴重傷害性事件的記憶”（楊治良等），這類傷害可能關係到身體、心理或者是精神，它引發了主體在認知、情感以及價值判斷方面的相應反應，並對後者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比如説，一個孩子和一個成年人同樣經歷一場地震，他們的感受和記憶肯定不同。同樣，一個親赴戰場征戰的男人和一個在家守候等待的女人也必然會對戰爭有迥異的認識，一個生性敏感的文人在遭遇流離失所甚至背井離鄉的困境時也往往會比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表現出更多的悲憤之情。也就是説，從理論上來講，創傷記憶首先是個體記憶，它基於個體的創傷性體驗或經歷，並且因為記憶主體的差異化和多元化，沒有兩個個體會對同樣一個傷害性事件形成完全一致的記憶。
也正因此，我們還可以推斷出創傷記憶的第二個特徵，即它是一種親歷性記憶。也就是説，在傷害發生時，記憶的主體必定是在場的：或者在空間上具有場地性，即主體就在事發現場；或者在時間上具有即時性以及廣義上的時段性，即包括事件發生的當時及後來一段時間內，記憶主體都是在場的。比如一個倖存者親歷了納粹屠猶的巨大災難，他對大屠殺期間的記憶就是一種創傷記憶，而他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後代子孫對納粹屠猶的記憶則是想象性的，後者的創傷來自於他們對親人所遭受的痛苦和傷害的“想象性體驗”，儘管這種“想象性體驗”最終還是要追溯到那場大屠殺，但它必定不能與倖存者及目擊者的記憶相等同。前者是經由體驗產生的，而後者則是經由對經驗的複述產生的。以此類推，不管是什麼樣的創傷，像地震、洪水那樣的自然災害，或像饑荒、貧窮那樣的社會災難，又或像戰爭、屠殺那樣的政治苦難，創傷性記憶一定要基於某種“親身體驗”，它不可能是“想象性”的。
二、“鈎光燈”的啟示：創傷記憶的倫理闡釋
也許正是從遺忘與記憶的關係角度出發，我們才更容易理解記憶心理學中把創傷記憶與閃光燈記憶結合在一起來研究的邏輯動力。“閃光燈記憶”（ Flashbulb Memories）是在1977年由美國心理學家布朗（ R。Brown）和庫裏克（J。 Kulik）最早提出來的。根據心理學的解釋“閃光燈記憶是指有新聞價值的創傷性事件的體驗者（例如，經歷大的自然災難、國家元首的逝世等），不僅能夠回憶起事件本身，而且能夠回憶起事件發生時具體場景的現象”（楊治良等388，416）。閃光燈記憶尤其適用於那些“特殊的、重要的或令人吃驚的事件”，例如地震、“9·11”事件、“非典”等等。
拿“非典”來説“非典”是21世紀初中國人所遭遇的一場重大的創傷經歷，幾乎所有的人都被捲入其中，但不同身份、不同位置的人對“非典”的記憶卻不盡相同。醫生記住的可能是實施搶救的過程、病人的病症以及一點一滴變化的身體，病人記住的可能是患病時恐慌而緊張的心情、對家人對未來的擔憂和期待、醫院裏閃亮冰冷的儀器設備、昏厥中恍惚響起的各種各樣嘈雜的聲音，病人家屬記住的可能是被隔離觀察時的緊張和糾結、身邊人羣匆忙閃爍的眼神、一個個暖昧模糊卻全副武裝的醫生；孩子大概只能記住神祕的白口罩和家人焦躁的訓斥，電視機前每日觀看新聞廣播的觀眾記住的可能是某個令人驚驚的數字、電視上一副副揪心的畫面，藥店售貨員記住的可能是某種特別熱銷的藥品、人們湧向藥店購買某些被指定的預防保健品時的`飢渴和急迫。總之，在“非典”這一事件本身所能提供給人們的核心信息背後，仍有許多人記住了事發時的環境，或者是那些和“非典”相關甚至無關的非核心信息。就像閃光燈的意象所暗指的那樣，閃光燈記憶包含了很多具體的細節，這些細節也許是偶然進入記憶中的，但它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事件的不同方面、反映了個體對事件的不同認識，最終也必然會將分散的、零碎的、印象式的記憶匯聚成一個整體，復原事件的輪廓和麪貌。
三、親歷的優勢：創傷記憶的真實性與正確性
回到我們關於創傷記憶的討論上來。前面我們曾提到過，創傷記憶至少有三個基本的特徵：個體性、親歷性、情緒性。如果參照“閃光燈記憶”的工作原理、馬各利特對共同記憶與分享記憶的區分及其對記憶之“共時性分工”與“歷時性分工”的甄別，不難發現，創傷記憶最核心的特質是記憶主體的親歷性。親歷性不僅為記憶的代際研究劃定了界限，為尋找記憶的源頭和釐清記憶的傳播制定了標準，而且對記憶的真實性問題提供了絕對的支撐，甚至引發了對不同身份的記憶主體如何承擔記憶使命的爭論。所以説，記憶個體之親歷性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創傷記憶的要義在於創傷，個體要記住的正是那些在自然、社會、歷史與文化層面上帶給其苦難、災難、傷害和痛苦的事件或經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創傷記憶的主體都是“受害者”，而親身經歷某種傷害，這本身就構成一種立場或姿態。“我曾經在那裏，，‘我親眼目睹事情的發生，，“我切身感受到”，目擊或見證在此具有無可替代的力量。親歷性不僅僅體現為它是一種最大可能的客觀呈現，而且幾乎就是在與創傷產生的同時，親歷性就賦予親歷者某種絕對的優勢或權威性，這種優勢類似於某種感情上的或道德上的優勢，它幾乎可以超越一切後人的價值評判；而這種權威感的獲得也無可厚非，它先天地承擔起驗證歷史之確定性和可信度的責任。
四、身體和語言：創傷記憶的表徵及現實書寫
創傷記憶研究至少包含兩個層面：其一，創傷記憶的事實來源，即事件、事發環境、親歷者及其共同構成的己經過去的“歷史”；其二，創傷記憶的講述、流傳，即對“歷史”的文化表徵與現實化。自20世紀後期至今，學界對創傷記憶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二點上。一方面，這與整個20世紀的歷史有關。戰爭幾乎佔據和貫穿了整整上一個百年，對人類的生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對人類文明的損毀及對人類理性信仰的顛覆，幾乎成為全世界都永遠無法消除的夢魔。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的“世界記憶”項目中，來自60個國家的158份文獻資料均己列入該項目“國際註冊”（ International Register）表單，其中就包括“戰爭與外交記憶，、“奴隸制”，“殖民記憶”等與精神創傷密切相關的記憶主題，而與當代史更加密切的則是“政治迫害與政治創傷記憶”（轉引自張俊華150石2）。另一方面，這又與迅猛發展的新媒體及技術有關。攝像機、數碼合成、網絡等各式電子媒介，無一不在影響着人類對現實的塑造和對過去的認知，紙版文學創作、影視劇編寫、網絡小説寫作、“微時代”各種快捷書寫，越來越多的方式和手段涉入到了人類對創傷記憶的表達當中。那麼，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創傷記憶與文化”之間以及“創傷記憶與媒體/媒介”之間的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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