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雨》賞析

白居易的《陰雨》寫的是陰天山裏的景象，實則是抒發心中的情感。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陰雨》賞析。希望大家喜歡。

陰雨

朝代：唐代

作者：白居易

原文：

嵐霧今朝重，江山此地深。灘聲秋更急，峽氣曉多陰。

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將何慰幽獨，賴此北窗琴。

譯文

今天的山嵐霧靄特別的重，天涯廣闊這裏卻是如此的偏僻深遠。聞見灘頭江水帶來的秋意撲面而來，山谷的氣候濕潤，晴天也多像陰天。

望向帝京但是雲遮住了眼，想着故鄉，檐上的雨一滴滴的滴到心裏。用什麼來安慰我這幽深彷徨的思緒，唯賴這北窗下的琴來解我心中孤獨。

賞析

表面看來寫的是詩人在外地為官，境遇艱苦，其實寫景即是抒情，作者的心情就像這嵐霧、灘聲、峽氣、正所謂，陰天，在不開燈的房間，思緒萬千，心潮澎湃，想要回到京城，但事不如人願，古來材大難為用，將登太行雪滿山。

作者簡介

生平

經歷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詩人，中唐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它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者，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鄭(今河南新鄭)人，後遷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後在河南鞏縣當縣令，和當時鄰居新鄭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清水秀，就舉家搬遷到了新鄭，白居易本人就出生於河南新鄭(今屬鄭州新鄭)。

白居易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稹合稱“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後不久，河南一帶便發生了戰爭。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於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公元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離(今安徽符離集)度過了童年時光。白居易和並稱“符離五子”的符離人劉翕習、張仲遠、張美退、賈握中、賈沅犀，一同泛舟陴湖，遊流溝寺，登武裏山，詩酒盤桓，稱盛會焉。後為躲避中原戰亂轉移到江南。遷居卒於武宗會昌六年。是另一文學家白行簡的兄長。白居易自幼聰穎，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髮全都白了。至今還有他出生七個月“略識之無”和初到長安“顧況戲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詩不僅在中國有巨大影響，在日本和朝鮮等國也有廣泛影響，他還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故號“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歎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最為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敍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賣炭翁》等極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非常有名。特別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為後來朦朧詩的鼻祖。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影響最大，可以説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的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後世詞人所推崇。

任職

他生於“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市)。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年)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年)，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臣，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書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閒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 年)請求外放，先後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杭州人為了紀念他還把靠西湖邊的一面，命名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祕書監，第二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門的一種)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彌勒信徒，他組織了一個學會，叫一時上升會。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彌勒境界。為了往生彌勒，白居易寫過一分決心書：仰慈氏形，稱慈氏名，願我來世，一時上升。慈氏就是彌勒，彌勒是音譯，慈氏是意譯。我敬仰慈氏菩薩的身形，我呼喚慈氏菩薩的名字，希望來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彌勒菩薩的身邊。

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説：“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祕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説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於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説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説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羣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羣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親白季庚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説：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於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作品介紹

一聖二仙

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中國三大詩人，人們尊杜甫為“詩聖”、“詩史”,尊李白為“詩仙”，對白居易稱“詩魔”等，日本學界則稱白居易為“詩神” 。其實，在唐代對白居易的稱呼是“詩仙”，請看唐宣宗的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而李白的“詩仙”是清代文人給予的稱呼。因此，學者認為：中國詩壇應該是一聖二仙。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主要作品

《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問劉十九》《買花》《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放言》《池上》等。

詩歌作品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説：“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説，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説：“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説：“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説：“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敍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敍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敍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説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説、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