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表弟很小就被送到外地一所武術學校上學去了，後來我也離開了老家，我們就很少見面，我們回老家的時間總是陰差陽錯的。今年年初，爺爺離世，我們這些平日裏散在四面八方的親人守着靈柩在一起聚了兩天兩夜。
記得那天見面，是在爺爺的卧室，我和三姑、小姑都在牀邊守着神志不清的爺爺。表弟是和大姑一起進來的，握着我的手叫我，輕聲説本來是想給我一個擁抱的，怕嚇着我也就算了（沒這個習慣）。我卻因為第一次面對親人的離去而疏忽了我們彼此難得的見面。看得出他跟其他親人早就打過招呼了，是在我之前回來的。我是那天早上五點多到家的，本來打算趁假期帶孩子去西安檢查眼睛，從西安回來後再回老家的，提前定了火車票，臨走的前一天夜裏接到父親的電話説爺爺病危才臨時趕了回來。
爺爺走的那一刻，我們都只顧得痛哭傷心，唯有表弟把我那78歲的奶奶（他的外婆）緊緊攬在懷裏，把她的頭緊緊貼在他的胸前，彷彿要攬過她所有的悲痛和一生的疲倦，一大堆子孫裏，他最堅強，現在想起來我們那些淚水都是自私的。後來，整個中午我們都在做輓聯，我裁紙，把裁成長條形的紙折出一個個方框，表弟則用毛筆在摺好的方框裏寫上爺爺的名字、“永垂千古”等祭奠文字，然後分別寫上我們這些晚輩的名字。我父親在他們那一輩七姊妹中是老大，表弟的母親是老二。我們這一輩加起來二十餘人，我排行老二，大姐出生於70年代初，後面樓梯檔一樣排着弟弟妹妹，除了90後的一個堂弟還在鎮上讀中學，其餘的都離開了老家，有的出外求學，有的出門打工，即使同在一個小縣城上班的，也都是各自忙碌着，真的很難相聚，去年在街上見到堂弟鑫子，要不是他叫我，我都沒認出來，記憶中的青澀少年轉眼成了大小夥子，歲月讓人始料不及。那個中午我把這些親人的名字都一一念叨了一遍，表弟則按照他們的位置在紙上排好隊，準備第二天去送爺爺上坡，無論他們是否能趕回來，我們都會在爺爺的墳前燒了這些名字，它們會代替我們陪在爺爺身邊。期間，和表弟沒有多少交流，只是簡單地説起各自的.生活現狀，如果用平靜來總結自己的生活，他則是漂泊，多年來一個人在深圳尋夢，憑着對音樂執着地追求，越走越堅定。
晚上，我們各自手中握着一炷香，跟在唱孝歌的後面，圍着爺爺的靈柩邊轉邊説話，説給自己彷彿也是説給爺爺聽。具體説了些什麼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他説希望我能寫歌詞（他帶着筆記本電腦，在這之前看過我的博），原話我忘了，大致意思是説，他需要一首首好歌，他説機會是要自己創造的。我當時昏昏沉沉地點頭，回家後仔細一琢磨，我寫文字只是閒暇的自娛自樂，而表弟不同，唱歌可是他的事業，這樣一想，就心虛了，也就沒敢輕易動筆。表弟現在肯定會説我在推脱，找藉口，沒有啊，當時真是暈了，不知道他記不記得下面這件事：當時我們説着説着，一個人站在我們身邊，他叫了聲二哥，我也跟着叫了一聲，他撲哧一笑，我定睛一看才認出是我丈夫，沒想到他半夜三更從西安趕回來了。現在想來記憶最深的還是表弟關於名利的看法，他説對藝術的追求不能等同於對名利的追求，他説超級男生唱響的時候，他們圈子裏真正有實力的歌手在初賽就被淘汰了，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的追求，還説一個人能否走出第一步是需要一雙慧眼的，就像陳楚生之所以專門從深圳趕往西安參賽，完全衝着西安賽區的評委鄭鈞。名聲有時候是包袱，讓人失去自由，他説陳楚生出名前他們經常一起踢球，出名後卻一次都沒踢成，我以為是沒有時間，他卻説是因為被歌迷圍攻“球都踢不成！”，這句話現在想起來還令我發笑，那個風趣，灑脱，穩健的表弟彷彿又站在我的面前。
第二天表弟走後，丈夫看着輓聯上的字問我是不是我寫的，我説，我哪寫得出這字呀，是表弟寫的，聽説當年是省少年書法大賽冠軍呢。他説怎麼看都像我的字，你説他什麼眼神！
一遍遍聽着表弟的歌聲，短暫的相聚歷歷在目，還記得那天圍在火堆旁，他用來説服姑父放下家裏的生意去深圳旅遊的一個比喻：有個人幹活累了，脱下衣服想休息片刻，於是想把衣服掛在牆上，回頭一看牆上沒釘子，就去找釘子，找來釘子卻又發現沒有錘子，又去找錘子，為何就不會順手把衣服仍在身旁那個樹樁上，用找釘子掛衣服的時間好好享受呢？是啊，我也見過一個同樣寓意的故事，是找釘子掛畫，説一個人有一天想往牆上掛幅畫，然後就找來了錘子，找來了釘子，一釘發現這個釘子吃不住這幅畫，他想需要打一個小木頭楔子讓這個釘子能夠吃住，然後就去找木頭，找着了木頭又去找斧子。找着了斧子也不行，得鋸，又去找鋸。就這樣一輪一輪找下來，等把所有的東西都湊齊的時候，他已經不知道要幹什麼了。現實中不光是姑父如此忙碌着，很多時候我們也都置身於這樣的茫然中，如詩人紀伯倫所説：“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於我們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在此，我想對錶弟説：努力吧，老弟！牢記夢想，為快樂而歌！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