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一本名著以後，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東西，是時候抽出時間寫寫讀後感了。但是讀後感有什麼要求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南渡北歸》讀後感（通用7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正如標題，南渡北歸這本書，因某些原因只是略讀，但依然有不少感觸。從此看出凡劉老推薦的無不是好書，奈何時間緊迫，無法細讀，只能日後慢慢品味。可能很多同學和我一樣，當我們第一次拿到這本書時，第一個感想便是這本書好難讀。許多關於大師的瑣事基本上都一一的展現在這本書上。讓人應接不暇，如此繁多的細節鋪天蓋地地捐過來，的確讓人喘不過氣。
但當我略讀完第一本後，又翻過來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大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一切卻又似乎明澈了起來。這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東西，清華的四大導師，魯迅一派與胡適一派的紛爭，西南聯合大學的出現。無不是這個時代才會出現的事件。這本書總體的時間背景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文中講了許多在這個時期各個大師做的事情以及貢獻，但我發現當作者再講關於大師們的學位時卻鮮有人是真正的“海龜”，許多大師在出國留學時都沒有拿到學位，不是説大師們拿不到，而是大師們根本沒有時間或者那個心思。
很多大師出國留學只是為了知識，學到了知識便又去學其他的，所以很少有人拿得住學位，並不是説大師們半途而廢，只是因為他們想更早的回到祖國加以報效，所以花了更少的時間將國外的知識學到手，僅此而已。
大師遠去，再無大師。很多人也許不理解，不是還有句話嗎？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人比一代人強，怎麼會沒有大師呢？其實這句話很容易理解，所謂”大師”是指這個時代特有的人物，他們是必須在這個時代的影響下才會出現的偉大人物，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和平的時代我們也有我們這一代的大師，但是那些大師他們活在過去，給過去的人們乃至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甚至連現在都有它們的影響。誰敢説自己的語文課本上沒有魯迅先生的足跡，誰敢説北大的校園沒有蔡元培老先生，依然會有現在的輝煌？都不可能，他們是那一個時代的大師，是存在於人們心裏的大師，大師遠去，再無大師。
今年暑假跟隨敍事者共讀了南嶽老師寫的《南渡北歸》三部曲，它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起筆，止筆於大陸文革後。近四十年光景，中國烽火連天，風雨飄搖。最後一批大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傅斯年以及卷滾在大潮裏的眾生學者，從歷史的蒼茫中走來，又消失在那幽暗盡頭。這樣情形下，一大批知識分子、學界精英奔波向祖國西南，從長沙到昆明，從昆明到蒙自、李莊，在幾近食不果腹時，仍專心學術，不忘民族復興，用知識去觸摸那“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
一個月的時間，僅僅看完了第二部，感慨頗多，我感受最深的還是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精神。從知識分子身上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許多富有才華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國外取得學位後，大多選擇回國，即使當時的中國非常落後，生活條件比現在差很多，但這些優秀的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選擇回國，為國家服務，他們認為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從民國知識分子那一代身上我看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情懷。這正是我們當前最缺乏的，當前社會，拜金主義盛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的留學生大部分選擇在國外，中國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嚴重的國家。
大師們求學所為中華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計個人得失而從容投身祖國懷抱，且在條件非常艱苦前提下，做出偉大功績和壯舉，將以八股論優劣的時代，翻開中華民族的新篇章。他們從海外歸來，譜寫歷史，創造輝煌，這二三十年代產生我國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學，甚至在抗戰的艱苦時期，由清華、北大、南開組建的西南聯大仍是中國大學史上的光輝。
“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赫然印在封面最顯眼處的幾個大字，貌似決絕地滲出那時代下的萬般無奈與淒涼。曾離我們很近的大師們，當時光逝去，他們生命是遠去了，但其卓絕的貢獻和高貴的靈魂卻卻與年輪共生，“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讀罷《南渡北歸》，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大師們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光輝深邃的文化造詣，起伏多舛的命運轉折，無不讓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後又久久難以釋懷！
嶽南的《南渡北歸》三部曲，全景描繪了抗日戰爭時期，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多樣的命運和學術追求，全景了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羣體命運的劇烈變遷。慢慢讀來，不知不覺被大師的情懷所感動。
各大院校師生紛紛南下西行之際，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突然來到樑家，對樑思成説自己剛從外地潛回北平，有約50毫克放射性鐳還在清華實驗室的保險櫃中。如今北平淪陷，日軍已經進入清華園，如果這個東西落入日本人之手，後果不堪設想。為此，趙忠堯想起樑思成這位“鐵桿”校友有一輛雪佛蘭牌小轎車，決定找樑幫忙，一同進入清華園。二人冒着生命危險，趁着夜色，潛入清華園，搶救出這關乎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科學珍寶。趙忠堯把盛滿鐳的鉛筒放在一個鹹菜罈子裏，夾雜在逃難的人羣中奔向長沙。他一路風餐露宿，蓬頭垢面、破衣襤褸，丟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鹹菜罈子與他形影不離，雙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如乞丐般到達臨時大學辦事處時，梅貽琦校長熱淚盈眶……這是怎樣的信念。
“九一八”事變之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就職演講，説“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特別提醒師生“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份子，不能不關心的。……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這是怎樣的理念。
自離開北平南下，輾轉近萬里逃難，樑家幾乎全部“細軟”都丟光了，戰前樑思成和營造學社同仁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記錄等，被他們視為最寶貴的財富，緊緊地帶在身邊，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在李莊上壩月亮田幾間四面透風的農舍裏，樑思成和患病的林徽因，一面討論，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響的打字機，撰寫並繪製向西方世界科學地介紹中國古代建築奧祕和成就的《圖像中國建築史》。這是怎樣的堅守。
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莊西北岡發掘的樑思永，肋膜炎病癒不久，白天裏，他騎着自行車在各工地到處奔跑巡視。對於各工地在發掘中出現的新現象和產生的新問題，他隨時都加以注意，加以解決。有時詳細地指點助理員去做，有時甚至下坑親自動手。晚上油燈下，他有時和工作人員談論當天發覺中的新發現，有時查閲各人的田野記錄簿，有時看着助理員們剔花骨等，有時整理當天出土品……常常忙碌到深夜。這是怎樣的敬業。
68天的長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團”的11名教師和290名學生，真正走出了象牙塔，進入到書本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地質學家袁復禮教授，結合湘西、黔東一帶的地形地貌，講解河流、巖石的構造形成，以及黔西巖溶地貌和地質發育理論。聞一多指導學生收集當地民歌、民謠，研究不同民族語言，並對當地風土人情進行寫生。北大化學系教授曾昭掄，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不走小道捷徑，沿着盤山的沙石公路走，每當休息時，就坐下來寫日記……這是怎樣的言傳身教。
這樣的大師在書中比比皆是，書的封面上有這樣一句話“大師遠去，再無大師”，但是我要説：大師雖去，情懷永在。
《南渡北歸》共有三部，但由於時間問題，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講述的是抗戰爆發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從敵佔區流亡西南的故事。説實話，以往我是不願看描述抗戰時期的書籍，因為不願去揭開那段歷史。
但如今，合上這本書，我只覺神清氣爽，一位又一位大師的經歷在我腦海中迴盪，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戰歲月。
《南渡北歸》的作者名為嶽南，《南渡》所述時間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始，繼之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後昆明、蒙自辦學的歲月，同時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突出地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樑思成、李濟、林徽因、金嶽霖、梅貽琦、馮友蘭等大知識分子的生活、學術、精神與情操，蒐羅宏富，規模宏大，意旨宏遠，堪稱中國知識分子抗戰時期的羣雕。
儘管作者對大師們的敍述有時是批駁，但這反而展現出大師們別樣風采。正如王安石所説：“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觀而全面地評價他人是瞭解其為人的基礎。作者的客觀敍述更讓我對曾經知曉的大師們產生了別樣的感受，感受到大師們的人性光輝。作者參考浩繁的資料，引經據典，治學嚴謹，讓我充分的瞭解大師。
在那樣一個戰火連天的時代，大師們拖着沉重的書籍紛紛南渡。他們沒有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敵人的糖衣炮彈，出賣祖國，而是奮力保護祖國文化，那是一個時代的幸事。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中華文化的血脈才被保存下來。
在這些大師的故事中，我最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啟超和李濟的友誼”這一部分。梁啟超對李濟的推薦與鼓勵不僅是對人才的重視，更是對中華文化的保護。更有甚者，梁啟超為科學犧牲自己，更是讓人肅然起敬。
這本書的封面上寫着“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讀完這句，讓人不免扼腕歎息。雖然那個時代的大師已經離去，但他們的精神和學術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來，供後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這些精神的引領下一定會有新一代的大師出現來帶領下一代人。讀完這本書，我感歎於大師們的堅守與執着，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缺少的，這本書也許會在我的思想上產生一些觸動，讓我再次面對挫折時，有勇氣去戰勝它。
正如嶽南在採訪中所説：“希望讀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種，是歷經苦難而不悔的那種，是生活的勇氣和精神得到了張顯的那種歷史温情。”大師們所帶給我們的歷史温情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的。
大師已遠去，風範猶長存。
讀別人的人生，寫自己的感悟。看到大部隊都讀完了《南渡北歸》，我很汗顏，並沒有讀完，才到第六章。
看來我暑假時間利用率有點低，不給自己找藉口。雖然只是閲讀到第六章，感受還是深刻的。閲讀《南渡北歸》讓我對民國到新中國建立之前這段歷史有了更詳細的瞭解；也對那時候的偉人有了更仰慕的敬意；更對那時候的苦難有了更醍醐灌頂的痛和悟。擁有和平年代的我們，該何去何從，該為自己和社會做些什麼。先輩們用血淚打造給我們的和平安穩社會，我們該怎麼珍惜並也做出些什麼。
常常為文學大師的思想震撼，到底是怎樣的情懷才可以不顧自己個人而為大家，為後代留下什麼。
偉人和凡人的不同，因為他們的思想境界不同；而偉人又和凡人相同生活的愛恨情仇，又多了份真實感。他們也會因為意見不合而不合，也會因為性格不合而不來往。但他們最終的目標是為國家而奮鬥！
文學大師諸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傅斯年，胡適，蔡元培等。他們的思想真的是永垂不朽。梁啟超的育兒觀讓我記憶深刻。西南聯大遷移的難和保護文化遺產而犧牲的偉人都讓人敬佩不已。我已無話可説，文字言語都太無力，表達不出那時候的難。
覺得自己太渺小了，感受也很淺薄。我只能表達對那時候付出生命犧牲小家而成全國家的敬意，而讓自己對民族有更高的敬意，民族毅力永傳承，平時個人生活的挫折困難算得了什麼，簡直渺小至極！
感受也只能到這，我的閲讀分不及格！我沒有閲讀完暑期任務，後期時間利用率應該提高了。《南渡北歸》我連一半都沒讀完，要趕緊迎頭趕超了，否則新書又開始閲讀了。
加入組織閲讀還真是特好，沒完成也如學生般，羞愧不已，也會警醒自己，下次要加速了。拖延只會讓自己吃虧。九月份兩本書要一起開讀完成。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日南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如是寫道。《南渡北歸》便記載了抗戰爆發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從敵佔區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謂“南渡”，實際上便是逃亡。抗日戰爭期間，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後昆明，蒙自辦學，後又遷至李莊，隨同的還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組織。
多次浩浩蕩蕩的逃亡與南遷，本就是無可奈何之舉，也曾遭到學生的質疑與反對，有人甚至想上前線為國捐軀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歷史的長河證明，這逃亡，正是促使中華民族復興的智慧之舉。這引發了我對於“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來便象徵着狼狽與落魄，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舊唐書》中也道：“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為眾人所唾棄，然而，《南渡北歸》中所述的逃亡卻並非代表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窮酸書生的軟弱無能，反而是一種忍辱負重式的以退為進。悲痛的知識分子面對敵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沒法身體力行地給予敵人有力回擊，只有發出“衰淚已因家園盡，人亡學廢更如何”的悲歎，然而抹去淚痕，理性而冷靜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給國家的最大幫助，發現自己的使命，即是為了民族復興，防止“人亡學廢”的局面發生，將國家的學術水平提高，將民族的精神發揚光大。為了正義而逃亡，必然是悲壯卻又智慧的選擇。
的確，姑且不論所有北方知識分子，只舉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證明這一觀點。蔡元培先生被公認為北大最偉大的校長，樸素謙抑的他，骨子裏又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志氣與血性。出任北大校長之職時，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識革命”革去原京師大學堂裏傳統保守的迂腐氣，使北大逐漸成為一塊民族文化的“精神的聖地”。好景不長，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記載的那樣，衝動的學生未聽從他“以學術救國”的勸導，一腔熱血地發動學潮，致使多名學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將大炮對準了北大。頂着重重壓力韻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祕密懲辦的目標，他卻不顧自己已淪為眾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隨即，為避其鋒與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氣，他於5月8日夜提交辭呈，喬裝打扮後悄然離京，遠走他鄉。他的逃亡，絕不是畏懼的表現，反而是一個強者面對如何同時保護自己與他人的難題時的最佳抉擇。
房龍的《偉大的逃亡》記載了瑞典人民在瓦薩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薩的帶領下，建立起獨立國家的歷史過程。與《南渡北歸》相似之處便是，瑞典人民不願淪為臣虜的爭取獨立的頑強精神決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偉大”這一形容詞。縱然知識分子流離失所，甚至與摯愛的親人失散，但外表狼狽悲痛的他們，舉手投足間仍是一種倔強不屈的高貴氣質，一種中華兒女必勝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膽，這正決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義性。
其實，這次南渡的成功不僅在於知識分子是為民族大業而逃亡，而且在於它還是一次為時多年的旅行。
《難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採訪時如此給旅行者下定義：“一個旅行者除了通常的遊覽觀光和增長見識以外，還帶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説懷有某種特殊的使命。雖然每個人本質上都帶有浪漫的情懷，但一個旅行者通常更願意細細品味旅途中的每個細節，而一個旅遊者則希望一切都安排停當。”顯然，南渡的師生們不是旅遊者，但卻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為中華民族復興之大業保存知識界的精英力量，邊行邊學，推進學術研究及教育事業的進步。
正因如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時，“湘黔滇旅行團”誕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團大隊人馬離開長沙，一路經湘西穿越貴州，翻山越嶺，夜宿曉行，跋涉1600餘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熱烈歡迎與關照。嶽南先鬻生如此評價這次旅行的意義：“68天的長途跋涉，旅行團師生們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進入了書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幹世界。一路上，師生們拜訪苗寨，調查社會與民眾生活，切身感受到國家經濟的落後與百姓生活的艱辛。”黔西巖溶地貌，雲貴民間歌謠，甚至是鴉片的種植背景和危害，這些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卻讓走近羣眾的師生們因禍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讓南方的楚漢浪漫主義文化滲透於自己滿是北方的理性主義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如果説“逃亡”所帶給我的啟發僅限於以退為進的謀略與忍辱負重的毅力，那麼，相比之下，“旅行”的現實意義更為深刻。《天堂電影院》裏，Alfredo説，年輕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會以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個“行”字，我認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論是肉體還是精神上，邊行邊學，邊行邊成長。有句話説得好：雙腳放在地獄，眼睛擱在天堂。我覺得這便是對有意義的旅行的最佳詮釋。有意義的旅行，因為不是一味享受放鬆，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與體驗，不斷地吸收與借鑑，所以必定是艱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過這苦，覓到了收穫的甘甜。也許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能徹底丟開身上的迂腐氣和“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嘲謔，深入實際，深入人民，深入社會，讓自己的學問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瞭解到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從而造福於社會。
南渡，實乃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卻為中華三千多年的歷史留下了最後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
關於民國，我最先了解的資料應該是年幼時的電視劇，對民國的印象也很刻板：衣香鬢影與紙醉金迷；軍閥與戲子。短見。
後來再看民國，印象最深的是文人。與我的理解，民國是一個宗師輩出的時代，“宗師”而非“人才”。似乎民國的文人總有一些特殊氣質。我想最典型的是西南聯大。
那是一個多麼輝煌而理想的學校啊。縱使外界炮火連天，校內的師生們仍然全身心的奉獻於知識。看過汪曾祺的散文集《跑警報》裏面的內容生動有趣中又讓我開始思考：為什麼他們可以在炮火中，淡定的學習，而如今的我們卻連上課安靜有時都很難做到。
我想起電影《無問西東》中的一幕，學生與老師一起在漏水的教室中靜坐聽雨，多麼美好的一幕。那是舊時代的留影。
我對陳寅恪在王國維悼文中的一句話印象深刻“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我想這也是民國文人的立身要訣。不可否認，民國文人中也有類似於胡蘭成者，在中日問題上，由於自己的思想問題，選擇了錯誤的道路。但更多的是類似於章太炎、朱自清等人的清高。
這些文人，日子過的很不好，他們在名韁利鎖中閃躲，在槍炮戰火中挺身。可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卻不會感到他們的艱難。他們精神的高大讓他們那戰火中晦暗不明的生命在歷史長河中閃爍。
我對於文人們的瞭解是很淺薄的，大多是在一些記錄文學中瞭解。但實際上只有通讀他們的作品再結合他們的人生經歷才能真正瞭解他們。林語堂先生前期作品大多是半文半白，我很難通讀，更別説陳寅恪、辜鴻銘等人。我較喜歡的文章還是朱自清、梁實秋、魯迅等人的散文和小説。
我比較喜歡吃，對民國文人的關於吃的文章也看了很多。大家都説汪曾祺先生關於食物文化寫的好，我卻更喜歡梁實秋先生的《雅舍談吃》，梁實秋先生從小生活在老北京，家裏比較富裕的他對於北京幾個階層的食物都很有一番見解。果然，文學藝術來自於生活。
我是比較羨慕那個年代的文化氛圍的，但我又想，若我真的存在於那個時代，卻未必有那樣的精神在戰火中學下去。或許，民國文人們的偉大正在這裏。他們身處黑暗，卻創造出光明。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