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胡適口述自傳》讀後感
之前讀過不少名人的自傳，瞭解了名人的一生。這本書卻有所不同，是通過第三人的角度去詮釋另一個人，讀來別有一番滋味。書中最令我感興趣的就是胡適先生的政治路途。
胡適先生的政治生涯開始於一次次的演講，在演講的期間，胡適先生幾乎跑遍了美國，將安吉爾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義”傳播。經過各種學生組織的鍛鍊，熟練地掌握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套會議流程，在今後組織國際性組織和國內組織加以應用，自成一套民主系統。
胡適先生一生主張“新和平主義”，所謂的“新和平主義”在我看來就是不抵抗主義或者是反戰主義。最明顯地體現在對中日戰爭的態度上。日本在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胡適極力反對中國對日宣戰。當然中國對日宣戰的確是拿雞蛋碰石頭，當時的中國還處於清政府的無能領導之中，結果甲午戰爭，清政府一敗塗地，胡適先生算對了一次。在二戰時期，胡適依然反對中國抗日，原因是中國的經歷實力落後、武器硬件實力不夠。但是，八年抗戰，中國戰勝了日本，這次胡適先生算錯了一次。
其實無論是算對算錯，都沒有必然聯繫，根源在於胡適先生頑固的思想，一生執着地追求着安吉爾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義”，這種主義就是反戰，不抵抗。所以胡適對於戰爭都是持反對的態度，這不禁讓我想到了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不抵抗”主義。其實這種思想存在侷限性，尤其在世界大戰期間，除了日不落的英國在維護自己的地位，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列強都在想辦法擴大自己的版圖，與這些國家談判等於慢性認輸，他們會貪婪地無限之地像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伸出罪惡的爪牙。在二戰時，中國對日宣戰是必然，此時的中國是資本主義政黨主導，與社會主義政黨合作，領導思路先進，兵器設備雖無法與日軍匹敵，但完全是現代化軍備。關鍵這一次是全民抗戰，萬眾一心。所以，筆者對於胡適先生一貫追求“新和平主義”不敢苟同，胡適先生缺乏與時俱進的思辨性。
為何安吉爾和杜威兩人會提出這種主張，原因在於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種人。
他們的文化傳統白得像一條被單。他們的思想、觀念，是完全從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傳統出發的。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擴張主義極盛時代、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上等公民。第三，他們是上述這個社會內的“開明分子”、“社會賢達”、高級知識分子，自命為有教無類的大學者、教育家。他們的人品都是極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對戰爭，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賈寶玉同情劉姥姥的孫子板兒一樣。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適之先生、張君勱先生一樣，無拳無勇無錢，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專門歡喜“談政治”的“白面書生”。現在美國的費正清先生等等的社會賢達，還是屬於這一類。而胡適先生的家庭背景也與其相似，家庭出生好，是個完全的白面書生，很容易受到文人政客思想的影響。
我讀完後在想，如果當時中國羣眾跟隨了胡適先生的“新和平主義”思想，不對日宣戰，那後果又是什麼，我現在打的是中文還是日文呢？
胡適先生生前一直主張要學會質疑，在疑處生疑。那為何他確不以此來要求自己呢？一生的思想都被安吉爾和杜威的“新和平主義”牽着鼻子走。所以，真理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主義同樣需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來看。中國之所以最後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除了硬件支持外，思想上的先進性決定了戰爭的勝利。胡適先生固然偉大，但不能稱作是偉人。胡適先生雖參加過新文化運動，但並未給中國民主帶來實質性的進程，我指的是民主解放的國民性。總的來説，胡適先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先進性，但在中國不合適，思想一定要與實踐結合，在實踐中去檢驗思想，與時俱進，不斷更新才行。
篇二：《胡適口述自傳》讀後感
對我而言，胡適曾經那麼的遙遠，感觸不到任何聲息；忽然間，他又那麼近了，而又彷彿從未走遠。就是這樣陌生而又熟悉。
胡適先生喜歡別人稱其為胡適之先生，不過對於“胡適”這個稱謂也欣然接受。學術界關於胡適的各種論著汗牛充棟，我不敢對其評頭論足，也不奢望添一筆濃墨重彩的論調，只是想記錄一下自己讀完胡適傳記的一點感想。大抵是想説點什麼，卻又説不清楚，還是那種熟悉而陌生的感覺。
陌生是很正常的。我不是出生在書香門第，自然也接觸不到太多關於胡適先生的書籍，即使是書香門第怕也不是很多。那時，大陸少有胡適先生學術的著作，雖然海外已經蔚然成風；那時，少有胡適先生的痕跡，雖然有人大呼北大應該有這位老校長的銅像，但沉默成了最好的拒絕。這樣那樣的因素學術思想由於裹挾了政治而變得難以名狀。
然而，卻又是如此的熟悉，你信麼？你我都離胡適很近。有幾句話，你一定聽説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等，我們一定能夠耳熟能詳，但未必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是胡適説的。“中國需要的是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這樣的論調，在激情歲月遠離的今天，又似乎有些現實的味道。這就是胡適先生，陌生而又熟悉。
貿然揣測一下年輕人讀名人傳記心理，恐怕只是單純崇拜因素的人少，多是想吸取一些精華，以期自己能追隨其腳步。我就是抱着這樣功利的目的，經常“排查”哪個名人和我的起點相似。這樣的心態往往對名人小時候的經歷不是太感興趣，因為時光不能倒流，不能效仿“砍櫻桃樹”壯舉了。但是名人傳記大抵都是從出生就寫起的，從無憂無慮的童年到青年勤學再到艱辛的中年以至功成名就，隨便再推介一下自己的家鄉。《胡適口述自傳》也是這樣的一個敍述的方式，而且更側重的是其學術的總結評價，耐不住冷板凳的我自然讀不進去，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德剛的註釋成了傳記更為精妙的部分，以至於有了“先看德剛，後看胡適”的言論。
去年，唐德剛先生故去，作為胡老夫子的關門弟子，他所有關於胡適的著作中沒有粉飾老師為“聖人”，反而客觀中肯，毫無隱晦之意，在今天漫天飛的傳記裏，怕是少有的極品了。唐德剛説胡適是“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但是又説其：“搞政治胡適後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這樣的論斷，胡適先生聽了也許只是笑而不語，因為他説：“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着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何懼這點小小的評論？
政治歸於政治，學術歸於學術，是一個民族成熟的象徵。坦率的講，胡適在30年前的中國曾是一個禁忌，而如今，胡適慢慢的又回來了，塵埃落定後的生活也許需要更多一點“循序漸進”的言論。對於“五四”不同的看法，不應該阻擋胡適先生其他成就的“樹葉”。畢百年之功於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真誠的社會改造（熊培雲語）。
是該讀一點“胡適”了，把陌生變得熟悉。
篇三：《胡適口述自傳》讀後感作文
由於時間有限，關於胡適的作品我也只是仔細讀過這一本《胡適口述自傳》，在這之前，我對胡適先生的瞭解也僅僅是停留在《嘗試集》上，知道他是我國白話文學的大師，但其他的就不甚瞭解了。而讀了這本書之後，我對胡適也有了個全新的瞭解。
通篇讀下來，我們會覺得，胡適先生是一個很可愛的人，為什麼這麼説呢？首先，他並不是一個拘泥於形式和舊思想的人，這我們從他寫的那些白話詩裏就可見一斑，還有，在美國求學的期間，一開始胡適先生讀的是農學，但在一次考試之後就明白自己不適合這個專業，再加之自己的興趣在文學和哲學方面，自己就義無反顧地改學文學了，而從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出胡適先生是個敢於嘗試並創新的人。
但如果憑這一點就説胡適先生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我覺得是不妥的。胡適先生在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同時，他首先是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而這一點，從他的父親對他人生的影響就可以看出來。再加上那個時代的侷限，正如作者唐德剛所説的，我們沒辦法去責怪那個時候的留學生的盲目的崇洋媚外，同樣多的，胡適先生身上的傳統思想也是刻進了他的骨血裏的。而這就是我們常説的“有限制的自由”，“戴着鐐銬起舞”，只有在規則的引導下，我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先生的人緣還是不錯的，這和他自身寬厚容忍的個性有關，但這並不能説胡適先生就是個不講原則的好好先生，相反，他是個有些“大智若愚”的人，説得再明白些就是，只要這件事不涉及自己的底線，那麼委屈吃虧就是佔便宜。其次，胡適先生帶人寬容，但治學態度是十分嚴謹的，這從書中提及的他在每次講演之前都要認真準備好久就可以看出來，所以這個説法也是不妥當的。
從這本書我們不僅僅可以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胡適先生，從的身上我們也可以學到很多，首先並且最值得我們借鑑的就是他的治學態度，他提到的治學要“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認為是十分有道理的。我們要敢於質疑一切，向這個世界提出我們的疑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進步，然後才是求證，而這個過程是需要十分的仔細的，小心地抽絲剝繭，來證明自己看法的正誤。
而在為人處事方面，他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就如他自己説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疑處不疑，這句話並不難理解，他是要我們認真對待並相信自己的朋友，要學會理性對待工作和情感，這句話讓我啟發很大，他告訴我們要學會理智對待自己，學會用理性的閘門管理自己情感的洪流。
總之，這本書讓我對胡適先生有了更深的瞭解，同時，也讓我獲益匪淺。
篇四：《胡適口述自傳》讀後感
《胡適口述自傳》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項目，叫作口述歷史的成果。原來由胡適先生口述，唐德剛先生整理，以英文出版。唐先生後來又將其譯為中文，並加以註釋。
所以，提到這本書，那就不能不提到唐德剛先生為本書的註釋。唐德剛先生的註釋很精彩，甚至有些“喧賓奪主”的意思。唐德剛先生對胡適先生的'這些評註還算是中肯的，而之所以眾多讀者更推崇唐先生的註釋，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胡適口述傳記的讀者和唐註釋的讀者不同。胡適想要告訴的是美國人，而唐想要告訴的是中國人，這一預設前提的不同，決定了不同讀者對兩部分的不同態度。我們都是中文讀者，當然更喜歡唐的行文了。評述自己和談論他人之間有很大的區別。胡適談到自己的時候，從本能上來説，都有一種潛意識的維護、遮掩、甚至是美化的心理，讓有窺視欲的人、讓對名人的一般言行有初步瞭解的人，都覺得有些不過癮。或者也許是一種身在廬山中的視角限制。而作為唐，談論別人之事，那就要放鬆得多，而且，視野也更寬闊一些，這也就自然顯得是更加有趣了。
我也喜歡唐德剛先生的評註，語言風趣，觀點辛辣，絲毫沒有因為胡適是恩師的原因就大加讚賞，阿諛奉承的意思。對很多胡適先生的觀點和想法都給出了自己的意見，對胡適的理論有前後矛盾的地方，也毫不留情的點評了出來。這才是學者應有的治學態度。
書裏的胡適，是一位娓娓道來的學者，一個有些固執但卻十分可愛的老頭。從唐德剛先生的記述中，胡老先生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就如同這個善良的，喜歡同人爭辯，但又及其怕事的温軟書生坐在你對面的搖椅上，慢悠悠的説：“我年輕的時候……”讀完《胡適口述自傳》，我發現，可以通過閲讀某個人的一生，來了解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胡適先生的口述其實有些斷斷續續，嘮嘮叨叨，不過，這就更符合一個老爺爺口述的特點，本書倒因為此顯得真實和合理。書中的主線是從胡適先生的個人經歷出發的，故鄉和父親、初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他的恩師杜威、中國的文藝複習、五四運動和他晚年總結的他這一生的研究成果。
胡老先生也改不了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人的習慣——對年輕人諄諄教誨。他説，年輕人對他們自己的學習前途的選擇，千萬不要以社會時尚或社會國家之需要為標準。他們應該以他們自己的興趣和秉賦，作為選科的標準才是正確的。可能是在海外的留學經歷，造就了胡適先生以人為本，從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方式，將人的自身價值放在更高的位置，而不是社會的需求，這一點和我們的政黨所提倡的格格不入。
我們總是眼裏容不得沙子，不願意聽到不同的聲音。真正的文明，應是伴隨着客觀評價和主觀關懷而來的。在胡適的晚年，被迫遠離家鄉，出走台灣，這裏包含着多少的無奈和憂傷。一九五四年，我們的政黨因為胡適評價五四運動的態度開始對這位老先生進行攻擊，所謂“批判胡適思想的毒瘤”。
真正的名家是禁得住時間的考驗的，胡適就是這樣一個值得我們尊敬的人，他不應該只沉睡在歷史中，新一代的年輕人都應該通過這本書走近胡適。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