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的《寄李儋元錫》起於分別，終於相約，體現了朋友間的深摯友誼，感情細膩動人，同時章法嚴密，對仗工整，用語婉轉。
李儋元錫⑴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
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⑵。
身多疾病思田裏⑶，邑有流亡愧俸錢⑷。
聞道欲來相問訊⑸，西樓望月幾回圓。
【註釋】
⑴李儋(dān)元錫：李儋，曾任殿中侍御史，為作者密友;元錫，字君貺，為作者在長安鄠縣時舊友。
⑵春愁：因春季來臨而引起的愁緒。黯黯：低沉暗淡。一作“忽忽”。
⑶思田裏：想念田園鄉里，即想到歸隱。
⑷邑有流亡：指在自己管轄的地區內還有百姓流亡。愧俸錢：感到慚愧的是自己食國家的俸祿，而沒有把百姓安定下來。
⑸問訊：探望。
【白話譯文】
去年花開的時候與你分別，今日花開的時候已是一年。
世事變幻心茫茫難以意料，心情愁苦意昏昏春日獨眠。
一身全是病想念故里田園，邑有災民慚愧領朝廷俸錢。
聽説你今年還要來看望我，我天天上西樓盼望你早還。
【創作背景】
這首七律是韋應物晚年在滁州刺史任上的作品，大約作於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春天。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暮春入夏時節，韋應物從尚書比部員外郎調任滁州刺史，離開長安，秋天到達滁州任所。李儋、元錫，是韋應物的詩交好友，在長安與韋應物分別後，曾託人問候。次年春天，韋應物寫了這首詩寄贈以答。
在韋應物赴滁州任職的一年裏，他親身接觸到人民生活情況，對朝政紊亂、軍閥囂張、國家衰弱、民生凋敝，有了更具體的認識，深為感慨，嚴重憂慮。就在這年冬天，長安發生了朱泚叛亂，稱帝號秦，唐德宗倉皇出逃，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收復長安。在此期間，韋應物曾派人北上探聽消息。到寫此詩時，探者還沒有回滁州，可以想見詩人的心情是焦急憂慮的。這就是此詩的政治背景。
【賞析】
韋應物這首詩敍述了與友人別後的思念和盼望，抒發了國亂民窮造成的內心矛盾。
詩是寄贈好友的，所以從敍別開頭。首聯即謂去年春天在長安分別以來，已經一年。以花裏逢別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憶的意味;而以花開一年比襯，則不僅顯出時光迅速，更流露出別後境況蕭索的感慨。頷聯寫自己的煩惱苦悶。“世事茫茫”是指國家的前途，也包含個人的前途。當時長安尚為朱泚盤踞，皇帝逃難在奉先，消息不通，情況不明。這種形勢下，他只得感慨自己無法料想國家及個人的前途，覺得茫茫一片。他作為朝廷任命的一個地方行政官員，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憂愁苦悶，感到百無聊賴，一籌莫展，無所作為，黯然無光。頸聯具體寫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為他有志而無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辭官歸隱;但因為他忠於職守，看到百姓貧窮逃亡，自己未盡職責，於國於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這樣進退兩難的矛盾苦悶處境下，詩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聯便以感激李儋的問候和亟盼他來訪作結。
這首詩的藝術表現和語言技巧，並無突出的特點。有人説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頗為推美。這種評論並不切實。因為首聯即景生情，恰是一種相反相成的比襯，景美而情不歡;頷聯以情歎景，也是傷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傷而景無光;都不可謂情景交融。其實這首詩之所以為人傳誦，主要是因為詩人誠懇地披露了一個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員的思想矛盾和苦悶，真實地概括出這樣的官員有志無奈的典型心情。這首詩的思想境界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裏，邑有流亡愧俸錢”兩句，自宋代以來，甚受讚揚。范仲淹歎為“仁者之言”，朱熹盛稱“賢矣”。這些評論都是從思想性着眼的，讚美的是韋應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這詩的中間兩聯，在封建時代確有較高的典型性和較強的現實性。事實上也正如此，詩人能夠寫出這樣真實、典型、動人的詩句，正由於他有較高的思想境界和較深的生活體驗。
拓展閲讀：五陵少年韋應物
韋應物是京兆府人，出身於關中望族。《舊唐書》載：“議者雲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逾於韋氏。”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足以説明京兆韋、杜兩氏的`榮華鼎盛。《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列韋氏宰相十四人，其中武則天朝時曾任宰相的韋待價是韋應物的曾祖。韋應物的父親韋鑾、伯父韋鑑都是知名畫家。
憑藉祖上恩蔭，這個貴胄出身的五陵少年，十五歲時就任職“三衞郎”，擔任唐玄宗的侍衞。
在後來寫的《逢楊開府》一詩中，韋應物對自己任職玄宗侍衞期間狂誕不羈的生活和盤托出。他曾經縱橫街市，橫行霸道;職務之餘就去賭博，甚至敢把亡命之徒藏在家中。儘管劣跡斑斑，但是負責捕人的差役也拿他沒有辦法。醜行惡事暴露之後，他照樣可以衣甲鮮明地站立於皇宮的玉階之上。儘管大字不識一個，整天只知道縱酒賭博、胡作非為，但是不管是驪山風雪，還是長楊羽獵，他都能夠扈從玄宗左右，恃寵而驕。
城南韋杜 去天尺五
安史之亂後，韋應物流落失職。“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曾經有過的錦衣玉食消失不見，年少輕狂也成為昨日雲煙。大唐的繁榮阜盛被滾滾硝煙掩蓋，韋應物也一下子從盛唐跌落中唐，從天寶墜入大曆。痛定思痛，韋應物這才開始折節讀書，還曾一度在太學攻讀，並且學習寫詩。
浪子回頭，韋應物在作詩方面展示了非凡的才華，其詩作清雅閒遠、沖淡平和，自成一體，宋代的嚴羽稱之為“韋應物體”，後人也多以“王孟韋柳”並稱。
而且，他的性格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所居之處焚香掃地而坐，清心寡慾，只與顧況、劉長卿、皎然等人酬唱往來。天寶時期的任俠負氣、壯志慷慨已然遁去，取而代之的是閒靜蕭散、看破世情的無奈自適。也正是因為這份平心靜氣，才使得他的詩歌如蘇軾評價的那樣：“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
從二十七歲到他去世前，韋應物大多數時間在地方任職。任滁州刺史時，他在寫給好友李儋的詩中如此表達心跡：“身多疾病思田裏，邑有流亡愧俸錢。”多病之身一度讓他萌生歸隱田園的念想，但是，看到百姓因為貧窮而流離失所，又心生愧疚。清代詩人沈德潛讀罷也由衷感歎為“不負心語”。他任蘇州刺史，被稱為“韋蘇州”，蘇州有四賢堂，他居其一。據説他在蘇州任職期滿後，竟然沒有川資回京候選。未幾即逝。
最能夠表明他的心跡的，也能夠反映一個王朝盛衰鉅變的，應該是他最負盛名的兩句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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