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説表達的情感

此文抨擊當時“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同時，也是對那些誹謗者的一個公開答覆和嚴正的駁斥。韓愈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韓愈師説表達的情感，希望大家喜歡。

【原文】

師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説以貽之。

【賞析】

韓愈作《師説》的時候，很多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韓愈早已有名。韓愈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韓愈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韓愈用古文來宣傳韓愈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説，韓愈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韓愈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説》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韓愈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韓愈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韓愈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於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韓愈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閒居(800—801)。向韓愈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韓愈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韓愈在《重答李翊書》中説：“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韓愈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韓愈請教的青年，韓愈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的問題。韓愈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韓愈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韓愈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韓愈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韓愈在《答胡生書》中説：“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韓愈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韓愈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説》的最後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説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韓愈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韓愈是藉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覆和嚴正的駁斥。韓愈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裏，韓愈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韓愈認為師並不是什麼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韓愈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韓愈慨歎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韓愈説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很多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説過，三個人裏面，一定有一個人是韓愈的教師。因此，韓愈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教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就是説，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係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説》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韓愈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祕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係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韓愈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説》的'流佈，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説：“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説》一年後。韓愈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説，這篇《師説》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韓愈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麼大就是了。到了宋代，很多人為韓愈辯解，説韓愈“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説，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很多人以為韓愈“作《師説》，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説》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簡析】

本文論述了老師的作用和從師學習的重要性，闡明瞭能者為師的道理，抨擊了時俗輕視師道的不良風氣，為開展古文運動掃除了思想障礙。韓愈的《師説》，曾被譽為膽識兼備，富有創造精神的作品。韓愈關於老師的職能的提法，就有精闢獨到之處，以前從未很多人提得這麼明確;韓愈主張以道為擇師的惟一標準和能者為師的觀點，更突破了封建觀念，鍼砭了當時競以門第相尚，不重真才實學的流弊;關於“人非生而知之”有惑從師的論斷，也是符合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值得肯定。但是，韓愈在文中流露出來的“厚古薄今”的傳統觀念和輕視勞動人民的思想，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至於老師職能這個命題，雖有借鑑的意義，但必須揚棄韓愈所指的具體內容，而賦予新的意義。

本文在寫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整篇文章從立論、論證到結論，環環相套，緊扣中心，佈局謀篇，頗具匠心。在論證的過程中，又有的放矢，有破有立，有褒有貶，有虛有實，有綜合有分析，理論聯繫實際，極有説服力。對比手法和排偶句式的大量運用，正反兩面的反覆論證，也使得文章的主題更為鮮明突出，氣勢更為順暢壯盛，不僅感情充溢，而且增強了論辯的邏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