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地位崇高。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韓愈的作品有哪些
韓愈的作品非常豐富，現存詩文700餘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賦、詩、論、説、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門人李漢曾編其遺文為《韓愈集》四十卷，今有《韓昌黎集》傳世。《全唐詩》編其詩十卷，《全唐詩外編》及《全唐詩續拾》補詩12首。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説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説“羣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於説出別人該説而不説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於他在君主面前敢説真話，而且還表現於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説的話，甚至説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説“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於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於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於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於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於是他便“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説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説》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説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説：“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説》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説》對於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於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於有司的，所以對於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歎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説此文源於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説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羣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羣書》先説自己對崔羣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歎，後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羣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於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於是韓愈十分感歎，他説：“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羣之賢，説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説：“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鬱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誌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徵，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塗《文章精義》）。與墓誌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範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説：“祭文退之獨擅。”至於《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説：“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説，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敍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於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説：“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遊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雲：“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並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説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後，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裏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於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閒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鈎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飢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範，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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