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陶淵明的飲酒

陶淵明《飲酒》組詩共二十首,不特指的話,一般是指其中第五首:結廬在人境。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對於陶淵明的飲酒提問，歡迎閲讀！

一、“出仕”與“歸隱”

探討陶淵明的歸隱問題，需要先討論一下他的出仕問題。有的研究者認為，陶淵明出仕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就是“為貧而仕”。這個觀點當然不是憑空臆測的無稽之談。因為，陶淵明確實屢申此意。他回憶自己剛剛踏入官場作州祭酒時説，“疇昔苦長飢，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意志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飲酒.十九》)回憶作鎮軍參軍時説，“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飲酒·十》)在為彭澤令時説，“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歸去來兮辭·序》)這些都表述了他為貧而仕的情況。家貧，確實是事實。但是否就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呢?值得討論。

第一，陶淵明的出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走着一條曲折不平之路，或隱或仕的心倩是矛盾的。他幾度自免去職的行動，表明他決非為貧而仕。如果只是為解決生計而仕的話，既仕之君，將會心安理得地忠於職守，甚至可以投機專營，將不會牢騷滿腹。

第二，就陶淵明生活狀況看，出仕和歸隱大不一樣。他雖然説過，“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與子儼等疏》)“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革瓢屢空.”(《五柳先生傅》)但他畢竟窮得不至於達到衣食不給的程度，總還是“園蔬有年滋，舊谷猶儲今”的。然而歸隱之後，生活每況愈下，窮困潦倒。按照為貧而仕的觀點進行邏輯推理，應該是對出仕更急急以求。事實恰恰相反，寧可安貧守賤，也毫無再度出仕之想。

第三，如果認定是為貧而仕，也與他“大濟於蒼生”的壯志發生了矛盾。倘如陶淵明真的是為貧而仕，他豈不成了一個庸庸碌碌、一心為營得温飽而奔波的俗人了?事實卻並非如此。從《飲酒·十》中可看出他為何而仕的真象。詩中的“似為飢所驅”的一個“似”字，就給為貧而仕打了折扣，而把出仕的真象隱含在其中。“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出仕固然能對生活有所改變，但是，“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終於從罷官去職的行動，把“為貧而仕”之説給徹底否定了。不僅如此，詩人在貧與富的問題上，始終堅持“貧不悲慼，富不苟得”的原則，是非觀念是非常鮮明的。“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翁吾情。”(《飲酒·十六》)詩人抱着固窮守節的信念，堅持自己的節操，歷盡飢寒之苦。縱使悲風襲擊破屋，荒草長滿院庭，飢寒不能入睡，這些也沒有動搖詩人的信念。唯獨使詩人遺憾的，是已沒有象孟公能理解張仲蔚那樣的人來理解自己，自己的心情始終受到掩蔽而無處表白。《飲酒·四》中描寫的失羣鳥，形象地表明瞭詩人的悲哀和愁苦。詩人的這種思想

感情，在其他詩文中也多有流露。例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先師有遺訓，忱道不優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可見，詩人為貧而仕，只是一種託詞，並非出仕的最主要的原因。

二、真”與“任真”與“真意”辨

《飲酒，五》，歷來是爭論最激烈的一首，原因在理解多異。歷代封建文人、資產階級文人，認為此詩這是陶詩中的精華，不但意境高遠，思想感情也絕妙，全盤肯定。近代有的論者認為，此詩表現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閒情逸致，是陶詩中最消極的一首，是糟粕，全盤否定。吳雲在《飲酒詩初探》中，對此詩給以充分的肯定，但結論仍認為此詩的主導思想是消極的。逮欽立把此詩作為陶淵明的玄學觀的佐證，認為該詩是讚美隱逸的清幽閒適和人生的無為，是説教人們從自然中追求得意。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此詩呢?關鍵在於對此詩中“真”字的理解。

查陶淵明詩文，除此詩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外，用了“真”字的還有五處:“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二十》)“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勸農》)“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這些“真”的基本意思是真率、自然、純樸、誠摯，是與虛偽、欺詐相對的。它體現了詩人崇真尚樸的思想。

陶詩中“真”的含義，一般研究者認為是出於《莊子·漁父篇》:“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我們不否認莊子思想對陶淵明的影響，但也不贊成囿於莊子。由於對“真”的解釋，越不出《漁父篇》所闡發的含義，所以一般看法便認為，此詩是讚美隱居的清幽閒適和人生的自然無為，所看到的詩人是一個為眼前景物所感發，快活得飄飄然的得意忘形的形象。初讀此詩，確實能使人產生上述感覺，然而細讀之，透過詩人的歡樂，卻令人感到那是一種苦惱的微笑，是一種極想到大自然中擺脱矛盾和痛苦昨心境。得意忘言並非是完全的主觀情意和客觀景物融為一體而高興得説不出話來的妙境，而是飽含着詩人飽經風霜後的萬千思緒和無限苦悶。有人把這種苦悶的微笑，理解為發自內心的歡樂，所以又導致把陶淵明欣賞自然景色的情趣，與王羲之在茂林修竹清泉激湍的蘭亭大擺晏筵，以致石崇這種門閥世族窮侈極欲的豪興混為一談，甚至把陶淵明的情趣和晉簡文帝司馬顯的情趣等同起來。顯然，這種言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誠然，此詩寫了欣賞自然風光的喜悦心情，一種遠離世俗後的喜悦心情。它反映出詩人的心情是平靜的，境界也確乎是靜穆的。詩人帶着一種欣慰的心情，想到自己雖然結廬人境，但慶幸居然能避免那些高車馴馬的喧擾。‘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含蓄而幽默地闡述自己和上層的社會關係，即思想上遠離了上層社會，上層社會也就自然會遠離他。詩人通過採菊、見南山，通過觀察天色和飛鳥，通過一瞬間的感受，寫出自己找到人生歸宿的欣慰心情。這種欣慰是表層現象，實質是通過這種心境的表白，表現自己對“世俗久相欺”的社會的淡遠，對高車大馬的鄙夷、厭棄，對純樸自然的熱愛，對真率美好的嚮往。由此看出，《次酒·五》詩主要是批判和諷刺統治集團的奔走鑽營和無所不為的醜惡行徑，其主導方面是積極的，應予肯定。

這個“真，的思想內涵，應該説是儒家思想。這從《次酒.二十》中也能看出。詩日:“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雯，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侏灑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忽醉人。”詩人看來，“真”的社會，應象羲皇時代那樣，率真純樸，而不應象“世俗久相欺”的魏晉時代。所以，這個“真”是植根於現實世界的，是客觀的;它與世俗生活中的濁、偽、欺相對而存在。詩人謳歌孔子製作禮樂，努力彌補縫合社會風氣，要使它歸子淳正，這個“淳，與“真”是相通的。清人方宗誠在《陶詩真讓》中評論説:“羲農……其淳四句，乃陶淵明飲酒之旨，真對偽言，淳對藻言。言次酒欲反真還也。”詩人還讚美了儒士們注經箋詩，使儒道得以暢通，同時又感歎孔子的微妙之言再也聽不到了，濡家經典也成了灰燼。按着，詩人反問伏生等老翁傳投下的學，為什麼再沒人親近它?為什麼再沒有關心治世的人?最後，詩人把滿心的感慨，用酒徒醉酒之言，曲折委婉地表達出來了。這裏表現了詩人對魏晉時代儒道不行的憤慨，和對理想社會的嚮往。這個思想觀念與孔子追求的“大同”社會，同於一撤。所以，我們説，詩人筆下的“淳”、“真”，是以濡家思想內核為基調的，當然，也不排斥莊子等思想對陶淵明的影響。

詩人的社會理想是“復真”，詩人的人生觀則是“任真”。詩人生活在玄學、清淡風靡的環境中。由於受道家嚴於律己的修身哲學的影響，他堅持操守，沒有一般士大夫卑鄙放蕩的行為，實踐着順應自然的人生格言，保持了高潔的人格。他極端厭惡違背自然本性、巧詐虛偽的社會行徑，因而才讚美自然中的真意。認為:“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這裏的“任真”，就是任天、任道、任自然，這裏的天、道、自然是相通的，合而為一的。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詩人認為:“宇畝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宇宙是自然存在的、無限的、不停息的。“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宇畝是自然變化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死去何所知，臨化消其寶。，人死了，精神也就隨着消亡。“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否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説。

有的論者認為:這種“任真”的人生觀，使陶淵明陷入了宿命論的泥淖，對貴賤窮達採取委運任化的態度，它導致了陶淵明飲酒、斌詩、觀鳥、賞菊，以此消極的潔身自好，而不是積極的採取改造社會和反抗社會的行動。因此對“任真，的人生觀持否定態度。這種觀點，有其正確的一面，也有其不妥的地方。事實上，陶淵明“任真”的人生觀，包含有反抗世俗、不滿現實的積極因素，也有委曲求全、逃避鬥爭的消極情緒。陶洲明“任真”，並非一切都順應自然，不要有所作為，而是指自然的人生，真實的、有意義的人生，不要狹隘地把它理解為人生的自然無為。當然，不可忽視陶淵明人生觀中也有消極的因素。“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他感歎人生暫短，空虛，“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視人生如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用酒充實生活，麻醉自己。等等。應當指出，陶淵明“任真”的人生觀中的消極因素，與前面所述的'主導方面是積極因素，既矛盾又統一，是對立的統一。陶淵明的思想是複雜的、矛盾的，當其理想和社會現實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時，思想鬥爭就更激烈，在追求無法達到時，也會流露出感傷的情緒。這種消極感傷的成份不佔主導地位，它主要是由社會現實造成的。

在黑暗腐朽的社會中，那些正直、有德行、有理想的人，往往都會產生類f}}的情感。還應看到，有些詩句在消極感傷中寓含着反意，詩人是那樣寫的，卻不都是那樣想的、那樣做的。

陶洲明“任真”的人生觀，與其求“真意”的美學原則，是密聯繫在一起的。沈約最早指出陶淵明真率的人格;蕭統進一步肯定了任真自得的藝木風格，初步揭示了陶淵明以“真，為核心的人生觀和美學觀。任真自得，最能概況陶淵明的神采、風格，他的真率的人格，在《坎酒》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例如，他“無夕不次”，寫了詩人對酒的欲之若狂的神態與嗜好，簡直是一個醉酒的狂徒;“何事繼塵羈”，寫了詩人是脱離世俗、嘯傲趨凡的放翁;“達人解具會”，詩人把自己描繪成是看破紅塵、看破人生的達士，“善惡苟不應”，詩人揭露佛教的騙人行徑;“雷同共譭譽”，他批評了世俗的敗壞，“飢寒況當年分，表現了對不幸者的同情。·”…所以，蘇軾評論説，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古今賢者，貴其真也。”

文如其人。陶淵明在創作上也處處顯示以“真”。一任情之所至，意到筆隨，無不成其真切自然的妙文，彷彿晴空中的彩雲舒捲自如，他的喜怒、愛僧、理想、希望，都無所掩飾地寫入自己的作品。就社會地位而言，陶淵明始終是一個封建士大夫文人;但在傾吐心曲、抒情寫志上，卻絕無一般士大夫文人的嬌柔造作，反而象一個純真的童孩，把自己的一片真心真情奉獻給讀者。這種真率自然的風格，正是他的詩文最能動人心絃的奧妙所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詩人所描繪的這幅自然景色畫，充滿了真意;他的整個心靈也都被這充滿真意的景色所陶醉。元人陳繹極力稱讚陶洲明‘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詩譜》)千百年來，陶淵明的詩文能夠獲得各類讀者的喜愛，謎底就在於“真”。“真”是他作人的準則，也是作詩準則，“真”中溶人格與詩格於一爐，才使其詩文達到極高的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