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科學、藝術等文化現象是人類符號活動的結果，普通編輯學的確立與發展應以符號世界為論域，編輯理論建設應充分重視對符號學研究成果及方法的借鑑。結構主義是認識論主體的認識模式，是編輯學術(藝術)把關的鑰匙。科技編輯的學術把關和文藝編輯的藝術把關可分為不同層面，符號本質是這兩大類編輯的共同點，由此兩者相融合；同時，兩類編輯理論建設對人類文化成果的吸納也各有側重。
有關學術(科技)期刊定級(分級)文獻多數由期刊編輯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無論贊成或反對分級者都沒有提及編輯的學術作用。是因為編輯們謙虛?但編輯界為提升學科地位，不正是需要展示自身的學術作用?是因為編輯的學術作用微不足道，只是文字性的勞動、文化商品的經營或者文化活動的組織?但編輯們是不會甘於認可的，二十多年來編輯理論研究的原動力不正是“學術”情結?並且有論者鼓吹和宣揚編輯的學術作用。或許，可以這樣認為：“編輯的學術作用”在編輯界仍未形成共識，更不用談作者和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同。近幾年編輯理論研究的冷清，和這一問題是內在關聯的。作為一名編輯，在科學(以及文藝)過程中，編輯不是知識的直接生產者，相對於作者而言足“外行”，需要什麼樣的學術素養才能與作者進行學術對話，甚至學術把關?
一、編輯學術(藝術)把關
符號行為是人獨有的行為，使用符號能力的出現才導致了文化序列的產生，人類全部文明都是從運用符號中產生，並借運用符號而繼續，神話、宗教、語言、藝術、歷史、科學等人類文化現象都是人的符號化活動創造出來的“產品”，人類文化史就是人不斷解放自身的歷史，而人類文化具有相對的自主性(這在人符號活動本性存在的前提條件下是成立的)。抓住以符號世界為對象開展理論研究是編輯學發展的根本。編輯的學問就是認識和研究人類符號世界的學科之一。
科學和文藝均是人類把握經驗的符號活動。在科技編輯領域，錢文霖先生一再重申的“方法論路徑”應該受到編輯學界同仁的重視。首先，媒體形態的變化對此研究路徑基本上不構成阻礙；其次，此路徑表現為能夠靈活吸收利用人類已有的文化成果，如系統論、信息論等；再則，此路徑研究成果既可以直接指導編輯實踐，又可以為進一步的理論建構奠定堅實基礎。錢先生及其團隊歷經二十多年的奮鬥，在科技編輯方法論方面已經有豐碩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將研究領域拓展到文藝(包括新聞)編輯，並且他們在科技編輯方面也大多涉足的是自然科學(技術)，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關注不多；對從文稿表述形式細節去發現、改正內容方面疏誤的關注較多，對文稿整體方面的關注較少，尤其是缺少對各學科認識結構及説明模式等的研究。要真正扭轉學術期刊定級中輕視編輯的學術作用的局面，讓編輯的學術作用得到以廣大作者為首的社會大眾的認可，作為認識論的結構主義可能對我們有幫助。
各種具體科學的發展趨向要求按照數羣這樣的模型進行説明，表示為類似的形式化或其近似形式即控制論的模式。結構主義為“認識論上的主體”的認識模式，可以為各門具體科學的發展提供推動力——“當人們一旦做到了把某個知識領域歸結為一個有自身調整性質的結構時，人們就會感到已經掌握這個體系內在的發動機”。對於編輯而言，正是可以通過掌握各學科認識結構的特點來進行學術把關。一些科學家“無師自通”擔任編輯，辦出了高水平、高質量的刊物，一些學校教育畢業後再無或只有短暫科研經歷的編輯辦出了優質刊物，他們的共同點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該學科的認識結構並自覺加以運用。科技編輯的素質或者説編輯學造詣的最高境界，可能正是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掌握。 編輯對作品內容把關(編輯學功能的體現)，可分為不同層面。通過對各學科認識結構的解剖，不斷提出推動學科發展的論題和學術審查，是第一個層面；對各學科説明模式的認知、把握和運用，即體現為對作品論證方法的編輯把握，是第二個層面；錢文霖等開創的從“形式到內容”的認識途徑，即從作品表述範式的規律把握內容疏誤，是第三個層面；各種編輯規範的研製和運用，如科技書刊標準化等，則是第四個層面。
科學認識領域存在結構主義，而文藝認識領域是否也存在呢?作為“與文學有關的全部學術研究和鑑賞活動”的“文學批評”，不是文學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是整個文化的“基礎部分”之一。正是基於這種觀點，弗萊着重研究西方整個文學的結構形式，試探性地設計出“一種特殊的.概念框架來論述文學”，寫出一部劃時代的被歐美學術界公認的“當代經典著作”，此書也是西方最早的一部結構主義文學批評著作。弗萊之前的弗·雅·普羅普的《故事形態學》開創的結構形態分析方法，成為2O世紀中期歐洲結構主義理論家的精神源頭，而當代的敍事文本理論也深受其影響(《故事形態學》中譯本代序，謝爾蓋·尤里雅奇·涅赫留多夫)。20世紀6o年代後發展起來的符號學，是與結構主義運動分不開的。這些成就表明，文藝認識的發展也是趨向結構主義的。文藝編輯要真能與作者對話、進行“文藝”把關，依然離不開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運用。因此，科學認識領域編輯學的各功能均會在文藝認識領域編輯學中再現。
作為人類文化最高最獨特成就科學的誕生，與之前人類的文藝經驗不可割裂。從人類認識演化過程來看，“野蠻人的思維”在文明人之中也永遠存在，只是構成科學思維的低一級水平，個別主體的認識結構要達到“認識論上主體”的水平，要經過不斷的“除中心作用”。由此可以認為，在有限生命個體的人的身上，文藝認識和科學認識也必然共存。非文學散文修辭的可能、科學修辭學的現存性以及以隱喻為代表的非字面語言廣泛存在於科學話語中，即是這種狀態的證明。因此，面向科技和文藝的編輯學不存在“鴻溝”而是交融的，這是因為它們均歸於人的本性(符號活動)所致。
二、編輯理論建設
已經有50多年發展史的符號學研究領域，主要研究對象是“意義問題”，其相當豐富的成果應當對編輯學特別是人文領域編輯學的建設有重要借鑑價值。陳力丹在新近出版的《新聞敍事學》的序中説，此書作者運用符號原理研究具體的新聞文本，“將符號學的一種分析方法(話語研究方法)與新聞學研究結合，為深化新聞學研究提供了一種科學方法論”，“達到了對新聞本身進行深刻地分析”。一位新聞編輯只有對新聞本身有深刻的認識才能真正成為一位優秀編輯，此書研究路徑及其本身應當對編輯學至少對新聞編輯學的建設者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符號學為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元知識和新的方法論”(陳力丹語)，而且有人直接提出話語分析為傳播研究的新路徑，可見新近傳播學界對符號理論的重視。國內編輯學界以媒介形式分類進行的研究，如書籍編輯學、期刊編輯學、報紙編輯學等雖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階段性成果，但是沒能將編輯活動的符號本質充分挖掘出來，要取得更大的成果其困難無形加大，非但普通編輯學的建立是“遙遠”之事，就是編輯有學與否的問題也難以真正解決。雖然編輯學界有人提出了“編輯學為中國特色的傳播學”，但是現實情況可能是傳播學界因對符號原理的積極運用而走在了編輯界的前面，將他們的研究拓展到了編輯領域，已知文獻【14—15】就是例證。
編輯界未能有意識地吸收利用已有科學認識成果，即缺少對已有認識結構的“同化作用”，在建立新認識結構的征途上處於“相對消沉期”是可以理解的。在科學認識方面對科學技術哲學和科學學成果，文藝認識方面對各種文藝理論成果特別是包含話語分析在內的符號學理論等的自覺吸收，對推動編輯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國內將編輯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來研究有許多方面的原因，其情形可能是西方發達國家科學哲學、符號學理論等方面的成就較高，對編輯理論獨立性的需求緊迫性相對較弱，而國內尤其是編輯人員在這些方面普遍較薄弱，在訴求自身學術地位的背景下，“建設獨立編輯學”自然是“應運而生”。如果能夠廣納已有的人類知識成果，激發國內編輯學界獨有的構建獨立編輯學科的激情，將使得在中國誕生普通編輯學的可能性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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