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任何一部作品，只有將它放置於一個更大的社會形態和文化環境中，才能更客觀地分析和評論它所包含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後現代的英雄神話。電影《英雄》誕生於經濟發展和思想迅猛革新的中國，它既具備了代表傳統審美價值的文化背景，又具有了後現代時期語境的文化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出現及圍繞它的所有爭論，都不僅僅再是個人觀念的衝突，而是展現了更為深廣的社會文化意義，從中所透露出來的思想意識和審美價值的變化值得思考。
誰都不會否認，電影《英雄》創造了一個神話，它以中國投資最高的影片出現在大眾面前的同時，實現了打破票房最高記錄的奇蹟。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媒體對它都是讚賞有加，有評論稱：《英雄》開創了中國國產大片的先河，而其中的視覺、音響效果，無疑代表了當前中國電影技術的最高水平，因此它也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照例説，看到這一切，我們應該為它的成功歡呼雀躍，可是同時讓人感到迷惑的是，在眾多媒體上卻出現了越來越多完全相反的評議，而且這些批評愈發嚴厲而近乎尖刻。於是《英雄》在2002到2003年，甚至在今後更長的時間內都會成為一個眾説紛紜的話題。觀眾及評論家對《英雄》的看法大致分為兩種不同的觀點，旗幟鮮明，非好即壞，從影片開始拍攝起，這樣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可以設想，假如讓時光倒回20年，這樣的現象還會有嗎?
從表面上看，對《英雄》的不同看法，來源於不同的思考能力、感知狀態以及教育、經歷和理解力的巨大差異，實際上，其根本原因在於隨着時代變遷所產生的思想意識和審美價值的變化，社會文化論文《後現代的英雄神話》。從這兩個方面分析，贊同者認為：一部商業電影能夠“固守中國傳統美學”，並且能在這樣一部以娛樂為目的的.商業性藝術品中摻進“和平”的主旋律，體現了主創人員對思想意識的重視程度，決非一般的電影能相比，是中國傳統與現代科技文化結合的一次勇敢的嘗試。反對者認為：這種“和平”的主旋律是虛弱的，既不符合現代思想邏輯，也不符合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而這種嘗試完全是媚俗的，是一種在高科技與古代文化包裝下的純商業作品，不具有任何獨立的藝術價值。論爭的主要焦點在於：影片宣揚的藝術理念是否符合現在這樣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和新的審美價值觀念，或它是否適應時代的文化審美需求，它是否替人們傳達了當代的時代精神需求和充分反映了這個時代人的社會文化境況。可以説，這些論爭所體現出來的不僅是關於不同時代價值模式的矛盾，而且也是關於不同審美文化和思想觀念的衝突。
以高科技和信息媒介為主要特徵的當代社會發生了許多令人深思的變化。計算機、媒體、高科技、新知識的新形式同社會經濟系統的轉變一起促成了後現代社會的形成，也導致了文化破碎、時空概念分裂及新的主體體驗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這個時代充滿了不確定性，預示了整個社會階段的轉型，產生了一種所謂的“後現代社會”。
從20世紀90年代初，後現代主義開始由歐美向亞洲地區“散播”。與此同時，中國在這20年間，通過不斷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文化成果，歷經各種思潮所引起的文化精神的鉅變，走過了西方社會200多年來文化思想發展的各個時期。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的、現代的文化碰撞、融合，使中國社會文化形態的發展，超越於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的發展，成為了客觀而現實的存在。作為一種風靡全球的文化思潮，後現代主義在使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和困境大暴露的同時，又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一場“後現代轉折”。這種顛覆性的逆轉和標新立異，已遠遠超出藝術領域和文學領域，而深達哲學、科學、心理學、宗教、法學、教育學領域。也就是説，後現代精神是一種泛文化精神，其領域遍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而每一部處於這個時代的作品，都會不知不覺地匯入時代的思想潮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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