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國有企業的歷時性考察中，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自197X年以來，國有企業實行了一系列效率優先的市場化體制改革，很多研究表明,這些改革措施使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提高；但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總體財務經營業績並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國有工業企業的主要效益指標(如產值利税率、銷售收入利税率、資金利税率)幾乎直線下降，從199X年開始，甚至連續兩年出現全部國有工業企業鉅額淨虧損的局面(國家統計局,199X)。國有企業為什麼會在“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提高的情況下出現虧損？林毅夫等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成為其預算軟約束的藉口，從而使對它的經營評價缺乏所必需的充分信息，這樣也就難以建立公平和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而這些是做出任何產權安排和形成適宜的治理結構的前提條件；肖耿通過統計測算指出，由於國有企業的附加福利或額外收益未被視為財產，其生產力可能被低估，但造成國有企業低效率的，不是附加福利，而是產權殘缺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樊綱則提出了工資侵蝕利潤的假説。然而，國有企業為承擔社會責任所付出的社會成本究竟在其總成本中佔多大的比重？社會成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衝銷了企業利潤？社會成本是否是國有企業虧損的根本原因？這方面還缺乏詳細的定量研究，而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本文分析所依據的資料，是我們199X年8-10月份對全國10個大城市（哈爾濱、瀋陽、濟南、上海、武漢、南京、廣州、成都、西安、蘭州）工業企業的問卷調查，調查根據行業、規模等結構採取主觀抽樣，共獲得有效樣本508個；調查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佔總樣本的'70.5%；為便於比較各經濟類型企業的差別，我們使樣本主要集中在工業製造業，其佔總樣本的96.3%；問卷調查項目是企業的客觀指標，主要涉及企業的財務和人事方面。
一、社會成本的界定及其假説 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本質上是一種“單位組織“。單位組織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形態，作為單位組織的中國國有企業不但承擔經濟功能，也承擔社會和政治功能。國有企業為實現其非經濟功能所付出的成本，我們稱之為社會成本。這是對於社會成本概念的一種比較狹窄的定義，與已有經濟文獻中的其他定義有所不同。 早在196X年，科斯就寫了著名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他的社會成本概念的重要意義在於揭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他那裏，社會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私人成本會等於社會成本，但沒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科爾內則從整個國民經濟出發，把社會成本定義為“一切涉及社會個別成員和集團的負擔、損失、痛苦、犧牲或辛苦的現象“。這些現象一部分可以用貨幣來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心理的感受，是無法用貨幣來度量的。
他認為對社會成本的考察可以從4個方面進行：
（1）生產的內部實物投入，即生產成本；
（2）外部成本，它並不直接以貨幣的形式反映在企業或非營利機構的賬目上，如隨着生產能力利用的提高，事故可能增加，工人健康可能惡化，對環境的破壞可能加劇等等，為防止這種狀況對生產的影響，要有一些“預防性“開支，這就是外部成本的內部化；
（3）社會的分攤成本，如政府機構的經費支出；
（4）反映大量經濟現象的人們的意向、滿意度和普遍感覺，一種是邊際遞減的社會成本，如與生產能力利用低水平相關的失業以及可能伴隨的犯罪、暴力和自殺，另一種是邊際遞增的社會成本，如與生產能力高利用度相聯繫的其他領域的“瓶頸“、“短缺“以及對社會消費的負面影響，前面所説的生產成本、外部成本和社會分攤成本，也都是邊際遞增的社會成本。科爾內所要説明的是，不應該總是不惜一切代價去達到社會生產能力的最大利用。如果當趨近於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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