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地理環境、人文淵源、歷史條件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少數民族文化與其生活的地域關係緊密。對少數民族羣眾而言，地域不僅是一個空間概念，更是文化生成和表達所需要的固定場所，地域所包含的地理要素和人文因素，塑造出各民族卓異的文化氣質，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化豐富多彩的根本原因。同時，作為少數民族文化生活的交匯點，地域還承載着文化身份認同、建立關係和歷史敍述的功能。文化學者依格瑟將地域視為文化持續性傳播的必要條件：“地域的接近一直是人類羣體開展和維持交流聯繫的前提條件，固定的居住地點對發展更頻繁和更有意義的交流是必需的。”②長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活動也受到地域的影響，其文化傳播空間與聚居的地域存在着一定的對應關係。
但是，地域與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這種天然聯繫正在逐漸被割裂。一方面，社會發展促發了人員的'大規模流動，使其與原有的地域產生了距離，刺激了遠距離傳播，以地域為中心的傳播減少甚至中斷；另一方面，信息社會將各種文化納入到一個傳播體系中，提升了文化影響力的現實需求，使少數民族文化也因需要進行大範圍、遠距離的傳播而變得越來越依賴大眾傳媒，直接導致地域在文化傳播中的中心地位逐漸旁落。新媒體的信息擴散能力，使少數民族文化進一步喪失了傳統的地域特徵。甚至可以説，少數民族文化在新媒體中的傳播過程，也就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空間逐漸“非地域”化的過程。
新媒體拓展了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空間，使其與培育它的地理區域不再具有對應關係。新媒體之“新”，首先在於其先進的傳媒技術，新媒體成為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通道，同時也意味着少數民族文化在客觀上具備遠距離即時傳播的技術條件，原有以地域為中心，通過自然交往影響周邊地區的傳統傳播方式轉向大規模信息傳遞。由此，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空間與地域空間不再存有對等關係。新媒體這位時代的推手，將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空間從某個特定的地方拓展到全世界，所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促使少數民族文化傳播規模增大，速度加快，受眾數量增加且參與度提高，獲得了更為廣闊的文化場；文化傳播空間的擴展通過與異質性文化的交流反作用於文化本身，促進文化自身關照，加快文化融合，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促使少數民族文化傳播走向全球化。而文化傳播空間的拓展即是文化傳播突破傳播障礙、促進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少數民族文化全球化傳播的必由之路。
新媒體對地域中心地位的衝擊並沒有停留在拓展少數民族文化的現實傳播空間，更為本質的表現則是新媒體營造出完全不具備地域特徵的網絡空間。其一，網絡空間是虛擬、超地域的；其二，網絡空間呈網狀分佈，信息以其中一個節點為核心向周邊傳播，任一節點皆是傳播中心，網絡傳播是無中心式的傳播；其三，這一網絡空間不強調參與者原有文化身份，相反，網絡的同一性以及隱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這種身份，而傳者與受者之間隨時可以互換角色。今天，人們越來越多的社會交往通過這個空間進行，受上述網絡特徵影響，地域在文化傳播中的中心地位不斷弱化，少數民族文化傳播不再受到時空侷限；在網絡空間內，所有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關係需要重新建構，所有的文化客觀上須重新定義自己，相對處於弱勢的少數民族文化獲得了平等表達的機會。
總而言之，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空間，使其不再與地域空間相對應，具體表現為文化傳播的全球化，交往的地球村。另外，新媒體營造的虛擬網絡空間改變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時空意義。在新媒體的作用下，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空間從具現實物理時空意義的地域，轉變由為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共同建構的意義空間。通過新媒體網絡，受傳者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傳播障礙隨時獲取文化信息，其傳播效果甚至遠超傳播者願景。如苗族文化網站“三苗網”，創辦初衷僅是將內部通訊刊物發至網上，因特網卻促使其成長為一個苗族文化傳播的重要場所，如同其所宣稱的那樣：網站的首要宗旨是“苗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弘揚、展示與傳播”。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三苗網成為世界各地苗族羣眾文化聚會交流、其他文化背景人羣接觸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之後，全國相繼成立了一批苗族文化主題網站，共同構成苗族文化的新媒體傳播羣。這一傳播羣逐步取代地域成為分居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羣眾的精神家園，使其相隔萬里也可在網絡空間中實現村落式的面對面交往。在這一羣體的共同作用下，苗族文化傳播的空間擴大，文化影響力也得到較大提升。隨着手機媒體興起，微信公眾平台等新型媒介產品有望在少數民族文化傳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特別要指出的是，新媒體的這種去地域化的傳播，除擴展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空間外，也導致地域的文化承載功能隨地域喪失，人在虛擬空間中容易迷失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故而經常發出“我是誰”這樣的疑問。少數民族文化在網絡空間的傳播過程中，不乏傳播者缺乏歸屬感而迷失的現實例子。因此，少數民族文化在新媒體中傳播，充分了解、適應新媒體媒介特性，堅持自身文化核心變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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