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工程項目管理研究已有100多年。工程項目建設與管理的國際化有助於世界經濟的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有利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引領下，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實現了產業的國際轉移。我國對外工程承包業務發展勢頭強勁，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的規模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提升。我們一定要掌握更多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爭取更多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和國際工程建設中的話語權，推進工程項目建設的國際化和工程教育的國際化，更好地服務於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充分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
關鍵詞：國際工程；項目管理；一帶一路；國際化；發展趨勢
一、國際工程項目管理的起源與歷史任務
1913年，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FIDIC﹚成立。該聯合會制定了許多建設項目管理規範與合同文本，為聯合國有關組織和世行、亞行等國際金融組織以及許多國家普遍承認和廣泛採用。在長期的國際工程項目設計、管理、實施中，這些建設規範、施工標準、圖形表達、管理文件等不斷得到修訂和完善［1］。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國家都面臨十分繁重的重建任務。現實需要帶來了大量國際建築項目承包合同，建築業得到蓬勃發展。在工程項目施工中，人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對大型工程建設項目的影響很大，計劃草率、設計缺陷和管理失誤有可能帶來無法承受的風險和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各國都非常需要一套通用的建設標準、施工規範和管理文件，作為項目施工和竣工驗收的依據。這套國際標準可以確保在正常情況下工程質量和項目目標的實現［1］。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FIDIC﹚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探討，總結出了一些可行的辦法和措施。總的方法是：在圖紙設計完成後，根據設計圖紙，依次開展招標、承包、諮詢、監理等工作，最後以國際認可的工程質量驗收標準進行驗收。在項目運作中，以契約、規範、圖紙、合同的形式確定項目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項目目標主要包括進度目標、質量目標、投資目標。為了達到這三大目標，必須對僱主﹙或業主﹚、承包人﹙或承包商﹚、監理人﹙或諮詢工程師﹚、爭端裁決委員會﹙DisputeAdjudicationBoard，縮寫為DAB﹚四方的行為進行約束，使他們嚴格履行各自的責任、權利、義務，承擔各自應承擔的法律風險和經濟風險。總之，只有實行科學管理，才能確保工程項目按照設計圖紙、質量標準正常建設，順利竣工。
二、我國工程項目建設國際化的發展歷程和現狀
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推進，我國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的規模不斷擴大。許多公司和技術人員走出國門，參與國外工程項目的開發和建設；同樣，許多外國公司也進入中國市場，承包工程項目。現在，國內的一些國際工程項目﹙如魯布革水電站、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二灘水電站等﹚、外資企業參與的工程項目﹙如鄭州航空港、自由貿易區等﹚，以及一些大型工程項目﹙如南水北調、高速鐵路等﹚，都採用國際標準、國際規範，按照FIDIC合同條款和國際慣例進行工程管理。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我們缺乏國際工程常識，對一些標準、規範、合同條件等理解不透徹，所以在國際工程項目招標投標、管理實踐中常犯一些錯誤，造成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2］。1981年，我國出台政策，鼓勵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實施“走出去”戰略。此後，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步伐不斷加快。水利部出台的《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管理規定》﹙水建〔1995〕128號﹚第四章提出：推行“三項制度”﹙項目法人責任制、建設監理制、招標投標制﹚改革，工程承建和監理制度全面開展［3］。1996年，建築行業的“事業向企業體制過渡”工作基本完成。1997年11月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28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4］，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建築市場管理的“三項制度”。從此以後，我國大型工程項目全部或部分採用國際通行的建築標準、施工規範、圖示表達方法來設計施工，根據FIDIC合同條款、圖紙文件以及相關法律法規進行項目管理，全面與國際標準和國際慣例接軌。項目建設中“三項制度”的實施，在確保工期、提高質量、控制投資和按計劃完成建設項目等方面均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推動了工程項目建設的國際化發展。
三、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發展趨勢
當前，中國國際工程承包和經濟技術合作勢頭強勁，2010年以來，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每年均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據商務部統計，2010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922億美元，同比增長18.7%；新籤合同額1344億美元，同比增長6.5%。2011年，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034.2億美元，同比增長12.2%；新籤合同額1423.3億美元，同比增長5.9%［5］。2012年，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166億美元，同比增長12.7%；新籤合同額1565.3億美元，同比增長10%。2010—2015年的6年中，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平均同比增長12.2%；新籤合同額平均同比增長8.90%，其增長速度接近兩位數。2018年1—2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255.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8%﹙摺合196.5億美元，同比增長17.2%﹚；新籤合同額1956.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5%﹙摺合306.3億美元，同比增長22.3%﹚［6］。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亞投行﹙AIIB﹚的任務主要是服務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其資金多數投向了建築、水利、道路、橋樑、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OneBeltandOneRoad，縮寫為OBOR﹚［7］。“一帶一路"經濟區開放後，承包工程項目突破3000個。2015年，我國企業對與“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同比增長18.2%。2015年，我國承接的“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服務外包合同，其金額達178.3億美元，執行金額121.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2.6%和23.45%［8］。亞投行的建立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落實，加快了中國工程項目建設與管理國際化的步伐。另外，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用語言鋪路，在中國工程項目建設與管理國際化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國已在146個國家﹙地區﹚設立525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孔子課堂［9］。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通過開展商務漢語、職業漢語、工程漢語教育和專業技術培訓，參與“一帶一路”工程項目，服務當地建設，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
四、國際工程教育與人才培養
國際項目特別是大型、巨型工程項目，其具體實施受政治、經濟、社會、自然條件影響很大。項目外部的政治、經濟、市場環境具有多變性、複雜性和特殊性；許多大型項目本身跨行業、跨專業，實施時間較長；項目建設具有不可逆轉的特點［10］。就是説，項目實施有許多風險，有些風險是可預見的，而有些風險是無法預見的。風險結構、風險計量、風險後果具有不確定性，我們需要對項目中的有形風險和無形風險進行劃分，對風險預防和控制的費用進行計算，採取風險控制、風險自留、風險轉移等措施，對項目實施科學管理［11］。這就要求項目經理和工程師不僅掌握工程建設的理論和技術，具有勘測、規劃、設計、施工的能力，而且掌握世界歷史、國際政治、國際經貿、工程招標投標、項目承包管理等方面的知識，具有風險預測、風險控制的能力。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一些工科院校開設了國際項目實施課程。21世紀初，幾乎所有工科院校都開設了有關國際工程項目設計、招投標、承包、管理和監理的專業課程。許多高校都設立了國際教育學院，抓緊培養國際建設項目實施方面的專門人才，以滿足國內和國際市場需要。同時，有關部門組織撰寫和出版了中國工程項目國際化戰略叢書，包括《國際項目實施方略》《國際工程項目試驗檢測標準指南》《國際建築工程承包知識200問》《國際工程常用學科英漢詞典》《國際工程項目英漢圖集》等，為國際項目實施與人才培養提供指導和幫助。
五、結束語
國際工程項目管理研究已有100多年。其間，FIDIC合同條件的宗旨和管理目標是固定的，而其歷史任務是變化的［12］；FIDIC的組織結構是靜態的、相對穩定的，而其組織運行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企業、資本、技術、管理、原材料和市場資源在國際範圍內的優化組合，以及企業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的綜合發揮，推動了世界經濟的互聯互通，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工程項目建設國際化有利於構建人類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引領下，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實現了產業的國際轉移。我國對外工程承包業務從無到有，發展勢頭強勁；國際產能合作加深，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的規模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提升。我們一定要掌握更多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爭取更多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和國際工程建設中的話語權，推動產品、技術和合規標準“走出去”，推進工程項目建設的國際化和工程教育的國際化，創新對外合作模式，通過國際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提高跨國經營能力，更好地服務於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充分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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