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由於東部地區陷入敵手，東部人目大批內遷，出現了中國現代人目的“西進運動”。
一、內遷留學生大力發展後方民眾教育
1大批有留學經歷的民眾教育專家內遷
在內遷的民眾教育專家中，俞慶棠、高陽、童潤之、陳禮江、李蒸、董渭川等人可謂佼佼者。
俞慶棠，祖籍江蘇太倉，1919年赴美留學。1928年，創辦中央大學區民眾教育學校併兼任校長。1932年，發起成立中國社會教育社並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幹事。之後，到歐美考察民眾教育。由於貢獻突出，被譽為“民眾教育的保姆”。抗戰爆發後，她偕同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師生遷校桂林，後在四川創辦紡織、蠶絲實驗區。高陽，江蘇無錫人，1914年赴美留學，獲文科碩士學位，1917年回國任教。1928年，他“接任中央大學區民眾教育院”，後長期擔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長。他還主辦《教育與民眾》雜誌，竭力倡導民眾教育。1933年，他草擬的《推行民眾教育辦法草案》提交教育部民教專家會議通過，對民眾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1937年，他率領學院師生西遷桂林，後長期在廣西從事民眾教育。童潤之，江蘇南京人。1926年赴美攻讀教育學，獲教育碩士學位，1928年回國。1929年，到江蘇省立民眾教育院勞農學院任教。1933年，參加南京市赴日參觀團，回國後與人合寫一本赴日考察教育的報告，由商務出版發行①。1934年，回院擔任教務主任。1938年，他一度任代理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長。1943年去重慶，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社會教育系主任。陳禮江，江西九江人，1922年留學美國攻讀教育學、心理學，獲碩士學位。1925年回國，曾任江西省教育廳長。1932年，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務主任，創辦了民眾教育實驗區，開展亦工亦農亦學的綜合教育，成效顯著。1936年，他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抗戰爆發後，內遷後方發展民眾教育。李蒸，河北唐山人，1923年赴美留學，主修鄉村教育，取得博士學位後歸國。曾在北京大學、中央大學、江蘇教育學院等校任教，並曾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抗戰爆發後，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內遷至西安、城固、蘭州等地。董渭川，山東鄒城人，1931年起任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長，6年間將山東鄉村民眾教育搞得有聲有色。1934年至1935年，曾被派往歐洲十國學習民眾教育。回國後，將近一年來“發表之歐洲各國民教設施情況，彙集成書，名曰《歐洲民眾教育概觀護。1937年，濟南淪陷後他內遷四川、廣西等地開展民眾教育。
內遷的民眾教育專家既具有高深的民眾教育理論素養，又兼備豐富的民眾教育實踐經驗，既系統學習了外國民眾教育的理論知識，又比較熟悉中國民眾教育的實際情況。他們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將愛國熱情轉化為民眾教育的實踐，致力於推動後方民眾愛國教育和生產教育。
2內遷留學生大力發展後方民眾教育
內遷留學生都認識到民眾教育在“抗戰建國”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呼籲大力發展“戰時民眾教育”。不僅如此，還有很多留學生明確地指出戰時後方民眾教育的極端重要性。
俞慶棠明確指出後方是實施民眾教育的主要地帶，她還從民眾教育與抗戰工作、民眾教育與建國工作的角度大力論證了後方民眾教育的重要性。陳禮江號召知識分子大力開展後方民眾教育“前線將士，浴血抗戰，都可以幹得，我們化這點點力氣時間，算的什麼?前線的將士，親矢石，冒鋒摘的苦都吃得，我們為了教民抗戰建國，要耐一些心，耐一點煩，又算得什麼?我們要化的力，未必見得比前線的將士為多，我們要吃的苦，未必見得比前線的將士為甚，然而我們工作本身意義的重大、則不僅和前線將士的殺敵並無二致，而且前線將士殺敵的有無意義，還要與我們教育民眾成績的多寡來決定。”②
內遷留學生充分利用各種條件大力發展戰時後方民眾教育。李蒸組織成立了邯留鄉社會教育施教區，在蘭州的孔家崖成立了社會教育實驗區③。1938年，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的陳禮江在武漢主持召開各省社教督導員會議，鼓勵發展戰時民眾教育。為救濟從淪陷區逃出的社教人員，陳禮江提倡組建社會教育工作團。第一團駐重慶，第二團駐西康，第三團駐貴陽，每團約200餘人。1940年，他還提倡創辦青木美國立音樂院，代管院務工作，並邀請留美聲樂家應尚能為教務長，試圖以音樂激發民眾愛國抗日熱情。教育部遷重慶後，陳在四川各縣設立民眾教育館，開展抗戰救亡民眾教育。內遷後，董渭川曾任四川省立南充民眾教育館主任，在南充地區大力推進民眾教育。1938年5 -12月，董渭川“復出四川至武漢，負責接收各地民眾教育館因避敵至武漢的職工組成第一社會教育工作團，並率該團經常德、漢壽、淑浦至貴州省內，沿途宣傳抗日，破除迷信，普及教育”。
內遷的民眾教育專家很多都有留學經歷，他們聲氣相通，互為奧援。1944年，董渭川由童潤之推薦至四川省璧山縣，擔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社會教育行政學系教授。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入遷桂林，就是內遷留學生與回遷留學生通力合作的結果。雷沛鴻是廣西南人，早年留學英美學習民眾教育知識，並曾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過教授和研究實驗部主任。戰時，他回到廣西，第四次擔任廣西省教育廳長。當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內遷時，俞慶棠、高陽等人，積極與雷沛鴻聯繫，他們一拍即合，順利遷校。
二、內遷留學生髮展戰時後方民眾教育的特點
內遷留學生知識廣博，既深諳外國民眾教育理論，又比較熟悉中國民眾教育的實際，有把外國民眾教育的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強烈傾向。俞慶棠主張“中國的民眾教育，要在我們自己的國情中開拓、發展，外國的經驗有它們各自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我們對之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照搬’，④。董渭川在對中外民眾教育梳理的基礎上，明確指出民眾教育“中國化”的問題。他認為，民眾教育“中國化”，必須注意“時代與環境已絕對不允許我們的.教育再是專供少數人享受的教育，，“時代與環境已絕對不允許我們的教育再孤立下去，，“時代與環境已絕對不允許我們的教育僅以人為對象而忽視了社會”……⑤。內遷留學生普遍認為:對於後方民眾，應“灌輸他們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使其反抗樓奴。“應喚醒他們自動組織起來，實行保鄉衞國，。“應促其加緊生產，供應戰時的需要’。他們結合戰爭實際、在後方大力開展愛國教育和生產教育，努力實現民眾教育的“中國化”。
1力主大力開展後方民眾的愛國教育
由於諸多原因，後方民眾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針對這一情況，內遷留學生對症下藥，大力開展後方民眾的愛國教育。
內遷留學生認為，必須提高後方民眾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提出戰時後方民眾教育目標之一是“提高政治意識”。他們指出:對於戰時的後方民眾“明恥”非常重要“‘明恥’的方法，不但要教人民明白國恥的史實，尤其要明白這是不能忍受的恥辱，。“我們要有決心，不惜流血以爭取光榮和自由。這是‘明恥’第一要義。“我們要紀念的‘恥’是國恥，非一家人的恥。 “教大家能犧牲個人利益，而爭取民族利益。這是‘明恥’第二要義’，⑦。與此同時，強調開展戰時後方民眾教育必須特別注意提高民族自信，“時代與環境已絕對不允許我們辦教育而忘記了自己，而造就出一些崇拜外洋蔑視本國的人，在當前為了企求抗戰的勝利，固然非以教育加強每一箇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不可，往遠大處想，為企求見建國的成功，更非以教育發揚我們的民族文化不可，非一點一滴塑造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⑧。
內遷留學生往往利用講座、演講等方式，鼓勵知識分子獻身後方民眾教育。他們甚至深入基層，鼓勵後方民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持抗戰。
2力主大力開展後方民眾的生產教育
教育必須與生產實際相結合，這早為知識分子所熟知，內遷留學生更清醒地看到這一點。1939年，陳禮江在《現代讀物》發表《教育與生產》一文。他在對教育與生產脱離造成了“種種的流弊”分析的基礎上，大力提倡教育與生產相結合。他認為“教育機美與產業界必須切實聯絡，一起謀得更實際有效的合作”，這是“教育生產化”的先決條件。他還指出“現今雖然已經有職業教育的提倡和實施，但其程度和分量顯然的還是不夠”，應特別注意“加重職業訓練”。俞慶棠則明確指出:“長期抗戰的進行，除了前方武裝將士奮勇殺敵以外，後方民眾努力生產，乃是爭取抗戰勝利的主要元素’，，。內遷留學生認為，戰時後方民眾教育目標之一就是“增進職業智能，，“使教育與生產真正打成一片”⑩。
針對當時“有幾千萬無家可歸的同胞，流落在後方各地”的實際情況，內遷留學生精心設訓一了戰時後方難民生產教育方案。他們分析了後方難民生產教育的重要比“各種外在的和內具的條件，大都因為抗戰而已經有有利改變。譬如敵人把我們的海目封鎖住了，這正是免除經濟侵略的一個時候，要樹立我國國民經濟基礎，這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再有國內政治機構的逐漸改進，以及經濟建設的在一個方針下而邁進，都是發展內地生產事業的有利條件，也是實施生產教育的有利條件……所以，實施難民生產教育，化消費者為生產者，使人盡其才，人盡其力，增強抗戰力量，這是一個值得大家重視的工作”。他們認為，難民生產教育的宗旨就是“增加抗戰時期的生產力量，。“雖然一切的設施要符合經濟原則，但不是以盈利為目的”。他們還提出難民生產教育的原則，如“要政治經濟合一的訓練。實施難民生產教育，一方而要替難民本身設想，一方而要為抗戰前途着想。希望難民受了生產教育以後，能夠改善他們的生活，並且改變他們逃難的心理。要養成他們自力更生的信念，並且要提高他們為國家民族效忠的決心。所以，需要政治經濟合一的訓練，也就是要施行公民和生計合一的教育”。再如主張“要因地制宜，且在生產場所中施教。要注意環境的情形，要顧到原料的供給及產品的運銷，並且要與當地固有的生產事業相聯繫，不然便會失去因地制宜的原則。要在生產活動上教，生產活動上學，這才是真正的生產教育”。他們還對難民生產教育的實施要點進行了深入分析，如“要有策動實施難民生產教育的機構，“要規定訓練項日，、“要設置實施單位，“要加以相當地考選’，“要舉辦首場合作事業”。
為給後方民眾生產教育進行示範，內遷留學生還創辦了一些生產教育實驗區。抗戰之初，俞慶棠創辦了鬆溉紡織實驗區和樂山蠶絲實驗區。這兩個實驗區都辦得有聲有色，得到社會各界好評。1939年3月，在重慶婦指委舉行的慶祝“三八”婦女節大會場上，舉辦了鬆溉紡織實驗區和樂山蠶絲實驗區展覽，展出了兩個實驗區的圖表、照片和師生們生產勞動的成果，如大匹白布和供給前方及傷兵醫院的紗布、毛巾、軍毯等，還有鬆溉軍人家屬現場表演紡織技術“宋美齡去看過兩次，極表滿意。國際友人及社會各界人士也有許多人去參觀'《新華日報》記者範元甄參觀了展覽會和學生的現場操作表演後，寫了一篇題為《動員婦女參加生產—進展中的紡織實驗區》的特寫在該報刊登。1939年10月1日，宋美齡親自飛抵鬆溉視察紡織實驗區，並高度評價了實驗區的成就。
內遷留學生充分利用各種條件，大力呼籲發展戰時後方民眾教育，致力戰時後方民眾教育的發展，併力主將抗戰與愛國教育、生產教育相結合，努力實現民眾教育的“中國化”，為戰時後方民眾教育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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