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響個人壽險需求的客觀因素
(一)風險是影響個人壽險需求的根本因素
風險是決定和影響壽險需求眾多影響因素中的根本因素。保險公司正是通過把生命風險(死得太早或活得太久)開發設計成壽險產品出售給投保人來取得經營利潤的。保險商品表現為確定的精神消費與不確定的物質消費(一種或有索取權，或期得利益)統一的特殊使用價值，而不確定的物質消費與風險損失發生的概率分佈一致。被保險公司開發設計成各種壽險金融衍生產品，一部分進入生產領域，如企業團體壽險、企業年金等保險保障類企業員工福利計劃計人生產成本，而另外一部分則進入了消費領域，如居民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消費，從而參與到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物質再生產與精神再生產過程中。因此，可保的人壽風險是保險公司經營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是保險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基礎。沒有風險，就不會有保險需求，更不會有保險。
(二)收入水平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1.收入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收入水平的高低影響着保險需求量的大小。收入水平越高，社會對保費的支撐力越強，保險需求會增加。反之減少。但是，由邊際效用遞減理論知，當其它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隨着家庭收入的增長，壽險需求會先增長，達到某種水平後則會出現下降。這就是越窮與越富的人保險需求反而低的原因。其次，由馬斯洛需求層次論知，保險滿足的是人們對安全需求。收入水平增加，消費結構會發生變化，以生存需要為主的單一消費模式轉向消費多樣化。在總消費中，生存消費的比重逐步下降，安全保障的需求成為人們日常消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並在消費結構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當人們的這部分需求能被壽險所滿足時，他們的注意力就會轉向更高層次的需求，再多的壽險需求對他們來説都是多餘的，過多的壽險需求給人們帶來的只是負的邊際效用。因此，在其它因素(比如人口)不變的條件下，隨着收入增加，壽險需求會先隨之增長，達到某種水平後甚至會出現下降。顯然，儘管保費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正函數，但不是單增函數。
2.壽險需求收入彈性的特徵
一個發展中國家逐步變為中等收入國家或由小康國家向富裕國家轉變的過程中，隨着收入的增長，保險需求也在增長，而且其增長幅度較大，即保險需求的收入彈性係數大於零，尤其在臨界點1(如圖1)，窮國變為小康收入國家的階段，彈性係數值更大。因為在臨界點1的左邊，收入增長基本上用於生存消費，不產生保險有效需求；而在臨界點1的右邊，任何新增收入都會帶來一定的保險需求。這就是處在經濟起飛、轉軌階段的國家，保險需求的增長比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要快許多的緣由。現今世界上各國都處於臨界點1與臨界點2之間，如果説到達臨界點2則意味着這個國家幾乎所有人都已經超出了對安全需求的層次，而上升到了對更高層次的需求了。如果社會物品極豐富後，實現按需分配，這樣，商業壽險需求就趨向減少了。
(三)壽險產品及其替代品、互補品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1.保險業發展階段及產品豐富度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保險業發展所處階段、市場結構特徵和產品豐富度有着高度關聯，是影響需求的重要因素。壽險產品對保險需求的影響常常取決於市場發育的階段。在保險業發展初期，市場處於賣方市場階段，壽險公司較少，產品單一，如壟斷市場，保險需求在短期內釋放，消費者飢不擇食，需求量較大，很難分清優劣，壽險產品因素對需求的影響將不太明顯。但當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轉變為買方市場時，市場主體增多，壽險品種豐富多樣，如壟斷競爭市場。此時消費者比較成熟，產品豐富度就成了一個影響因素。
2.替代品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首先，從風險管理功能角度看，保險作為一種風險管理手段，任何其它風險管理工具都是其替代晶。被保險人進行風險管理總是會選擇成本最小而保障效用最大的方法。儘管避免風險無疑是最節省成本的一種方法，但這在實際中是不可能的。當風險事故所能造成的損失不是很大，影響不是嚴重時，選擇保留風險則可以降低成本，因為通常收取的保費總是大於期望損失的。比如感冒發生頻率高，損失(所需醫療費用)較低，可以在時間上自然分攤其損失，並等於期望損失，因此，保留小型風險可以降低成本。但對於損失大影響嚴重的風險，保留風險就是不可行的了。預防和抑制都是減小風險發生概率或損失程度，而並未將風險規避。風險轉移對於轉出風險方無疑成本最低，但它要受到合同條款的限制，而對轉人方，仍然要對風險進行管理，比如公費醫療就是個人家庭與單位間的風險轉移。而單位將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運用科學的手段將風險集中處理，分散風險，化解風險，將大的不確定的損失轉化為小的確定的損失，雖然有一定的成本，但確實是對風險最有效的管理辦法，如單位委託保險公司舉辦團體壽險。
可見，對於風險管理手段來講，替代品使得保險的潛在需求減少，但是對於那些難以避免的，損失較大、影響較嚴重的，難以轉移給其他單位或轉移成本較大的風險，在其他風險管理失效時，保險就成為科學處理風險的有效手段。
其次，從保障功能角度看，社會保險和商業壽險存在相互替代關係。社會保險所提供的保障，可以減少人們對個人風險的擔憂，從而減小商業壽險方面的需求。另外，在社會總資源一定，用於社會保險增多，用於商業壽險就必然減少。比如，社會醫療保險支付醫療費用比例越多，商業保險自然少人問津。韓國學者Kim曾對中國的研究表明，政府的人均社會安全和社會援助支出每增加100美元，則人均壽險保費要減少6.9美元。
總之，社會保障水平較高，人們就不願意多花錢自己購買商業壽險。相反，人們就不得不購買商業保險作為社會保險不足的部分補充。最後，從儲蓄投資功能角度看，隨着混業經營趨勢加劇，引發了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信託市場和保險市場伺的互動，兼具儲蓄、投資、理財和保障等多種功能的壽險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層出不窮，如子女婚嫁教育險與教育儲蓄存款、證券開放式基金與投資連結保險等，吸引大批投資慾望高的消費者。可見，在人們追求資金保值增值，尋求資金投資收益比尋求保險保障更強的今天，金融產品間具有很強的替代性，這對保險需求產生了強大的替代效應。
另外，保險是金融產品中唯一具有轉移風險功能的產品。保險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現在初期當個人資產積累不足時，對遭受損失的個人給予的補償(見圖2)。在初期，當個人資產積累有限時，保險的保障功能比較突出。而當擁有一定的資產(如在保額以上)的水平時，個人可承受一定的經濟損失，保險保障作用就降低了，對保險的需求則會降低。隨着金融資產變現能力提高，對保險的替代作用也越強。個人擁有的金融資產數量，也決定了個人風險的承受能力，從而影響其對風險轉移的需求。
3.互補品對壽險需求的影響。任何與壽險需求成同向變化的保險產品，都是壽險的互補品。互補晶越多，壽險需求就越強烈。比如，附加險需求增加會導致主險需求增多。住院附加險需求增加會導致醫療險需求增多。其次，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間存在着相互替代關係。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社會保障程度越高，它對商業保險的替代效應越大，反之相反。另外，保險與儲蓄產品間存在明顯的替代關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率上調，使得保險需求下降，儲蓄需求上升。保單持有者通常將以保單抵押取得現金，或直接退保以取得現金向其他貨幣市場或資本市場投資。反之，利率下調，使得保險需求上升，儲蓄需求下降，由於保險公司調整保單利率具有遲延性，人們通常會積極投保，利用時間差獲得低價格高收益的保障。同時，由於利率調整，迫使各公司調整壽險產品預定利率，推出新款保單，從而引起新舊產品價格的變化。如果遇到通貨膨脹所引起的心理預期的影響，又會推波助瀾強化這種波動。利率上升將導致保險產品價格下降，從而增強其產品的競爭力；利率下降，將導致保險產品價格上升，從而使其產品喪失競爭力，需求下降。
(四)營銷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人們的風險意識和保險意識弱，保險行為就被動，反之則主動。在保險發展初級階段，居民保險知識缺乏，甚至仍有些人不知道保險和保險產品，更不要説對保險合同的具體條款內容的瞭解。此時，只要藉助有效的營銷手段，就能讓潛在需求有效化。如採取營銷體制創新，拓寬營銷渠道，傳播普及保險知識，讓保險深入人心，則能顯著增加保險需求。1992年引入美國友邦營銷體制後，我國保險業以35%以上的年遞增率的長期高速增長。保險營銷員從無到有，十來年就發展到目前130多萬人，是他們開拓了銀行、郵政、網絡、電話等營銷渠道，以及各種營銷手段和方法創新，是他們創造了中國保險業發展的奇蹟和各種神話。當然，儘管最不受歡迎的營銷手段是業務人員上門推銷，但目前大多數保險公司產生業績的主要手段仍是業務人員上門推銷。
(五)人口因素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人口因素的影響具體表現在總量和結構。人口總量是形成壽險需求的基礎，眾多的人口數量標誌着潛在保險市場巨大。人口結構決定了壽險的有效需求及差異。現代社會人口的老齡化、家庭結構趨小及多樣化的趨勢，將帶給商業壽險較大的發展空間。首先，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世界各國人口結構變化的總趨勢，在社會保險和企業年金保險一定時，隨着老年人口所佔比例上升，對壽險商品的需求也將上升。因為，壽命延長所造成的人口結構老齡化也是一種風險，壽命的延長意味着一個人年老退休後生存的時間更長了，所需的養老費用也就更多了，那麼，老年人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年輕時的個人儲蓄性商業養老保險以對付活得太久的風險。
其次，在人口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家庭結構也是影響壽險需求的因素。家庭成員越多，老幼相扶、相助和相養的功能就越大。在社會經濟不很發達時，家庭則是最有力量的保障。但是，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和人口遷移的頻繁，家庭結構的日益趨小和單一化，核心家庭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組成，人數較少，經濟條件較好、家庭成員教育水平較高，而單親家庭增多，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扶助作用很有限，傳統家庭的保障功能大大減弱，以往“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想法變得越來越不現實，人們越來越依賴於社會化的辦法來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因此，在社會保險與企業年金保險一定水平下，商業壽險就成為家庭未來保障方式的首選。
(六)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發展環境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1.經濟體制與政策
保險業是社會經濟政策敏感度很強的一個行業，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將對保險需求產生直接的影響。首先，不同經濟體制下，承擔風險的主體不同，商業保險需求差異就很大。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是承擔風險的主體，不僅把職工的生、老、病、死全部包下來，甚至還為其親屬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社會保障。那時的商業壽險需求很小。市場化改革後，個人成為承擔風險的主體，生老病死問題必須個人自己解決，企業年金保險和個人家庭的儲蓄性商業養老保險就自然成為個人家庭壽險需求的必選。可見，體制變遷使承擔風險的主體發生了變化，創造出來巨大的商業保險需求。
其次，經濟政策和發展規劃對保險需求影響巨大。如中國改革開放後藏富於民政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實施，則整個社會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在持續提高條件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多，培育了較強的消費能力，大量中間層的形成，引起消費結構、消費方式的變化。中間階層已是保險消費的主體。另外，如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對保險需求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因為，構建和諧社會，有利於增加對保險的需求。一是引起政府和民眾對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社會風險等風險問題的重視，並增加保險供給能力的投人。二是保險業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可以發揮自己特有的社會功能，從而為保險業的發展帶來機遇。
2.社會保障制度
一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影響到商業人壽保險的需求。以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為主體的國家年金、以企業團體養老保險的企業員工福利計劃為主體的企業年金，以個人儲蓄性商業養老保險為主體的個人年金的“三支柱”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逐步確立，目前，已成為員工退休後生活質量能與時俱進的堅強基石。今後，隨着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廣覆蓋低保障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只能為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足部分必然要通過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解決。
從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演化和發展改革經驗看，各國由於政治經濟制度、經濟發展階段、價值取向、法律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社會保障的內容體系各有差異，但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的，廣覆蓋低保障的改革方向卻是一致的。因此，隨着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深入，會刺激企業員工福利保險計劃和個人儲蓄性商業保險的大量需求，為商業保險開闢廣闊的市場空間。
3.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能左右保險購買行為，税收優惠政策會刺激保險需求升高，反之降低。通常做法是税法規定投保人所獲得的保險賠償金或補償，免繳個人所得攜，以及採取減免或延期賦税的辦法來刺激對保險商品的需求，促進保險業的發展。如對於企業交納的團體保險費税前列入成本，對於個人用於交納年金保險費的收入給予税收減免或延期至年金給付時徵收。另外，國家給予那些積極參與國家社會改革管理的保險公司税收優惠政策，激勵供給間接的刺激了保險需求。顯然，税優政策對保險當事人雙方的好處是明顯的，對企業和政府的好處更是長遠的。
4.金融政策
具有儲蓄性質的人壽保險受金融政策的變動影響較大，金融政策的稍微波動將影響到人們在保險商品與其他金融商品間的選擇。這主要是通過利率的波動對保險產品價格的影響來影響需求的。在壽險產品定價過程中主要的影響變量分別為預定利率、預定死亡率和預定管理費率。其中，各公司的預定管理費率基本穩定，而死亡率在生命表統一的情況下，這兩個變量就是一定的，此時壽險產品的預定利率就成為決定壽險產品價格的主要因素。
當然，放寬保險資金運用限制，鼓勵保險與證券、銀行間的合作，推進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間的互動等一系列金融政策的出台，無疑也會使新型投資保障兼具的壽險產品比一般其它金融產品具有更多的波動性。特別是在混業經營趨勢下，影響壽險需求的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機理更加複雜，需求也更復雜多變。
5.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對壽險需求的影響巨大。如Stalson把美國19世紀60年代壽險業的巨大發展歸功於政府有力的產業引導。二戰前，美國保險產業結構單一、國際化程度很低，是典型的內向型發展模式。二戰後，美國採取了充分對外開放的國際化政策和一系列產業引導的發展戰略。因此，儘管美國的保險發展歷史不長，但發展速度非常快，到19世紀90年，美國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險市場，而且還是世界六大再保險中心(百慕大、英國、德國、瑞士、法國)之一，保險產業十分發達。另外，韓國學者Kim認為韓國60--70年代壽險業的飛速發展，並很快躋身世界壽險業先進國家行列的原因，也主要得益於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前，我國強制停辦保險20多年，那段時期保險業發展倒退，有需求無保險，-恢復保險後，長期以35%年增長率快速發展。強調科學發展觀後，中國保險業努力培育自主創新能力，一系列既能滿足日益多樣化消費需求又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又有利於保險業持續健康發展的產業政策不斷出台，無疑對推動整個保險業結構的升級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意義重大。
6.法制環境
保險是保險公司對未來事件的承諾，如果壽險公司屆時不能履行承諾，則被保險人不僅失去支付的保險費，而且也無法獲得應該得到的保障。因此，大多數國家對保險經營的'組織形態、財務狀況等從制度和法律方面進行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監管，保證保險人合法經營，切實保障投保兒被保險人／受益人的利益。如通過最低註冊資本的限度，把一些無競爭力的經營者排除在市場之外。對投資的限制能減小保險經營的風險，從而增加對保險的需求。
因此，法制環境的完善程度，如市場經濟的法制化進程、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對企業的約束從經濟層面上升到法制層面等，必然會導致市場經濟的成熟與發展，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必然會使保險有效需求增加。另外，執法部門對保險合同糾紛的正確處理，甚至消委會和新聞輿論部門對公眾的保險意識的正確引導，以及對不同保險公司的信譽及險種的評價和推薦的公正透明與合理化，均會誘發保險需求的擴大。
7.文化意識
文化方面主要指一個社會中人們的習俗、宗教信仰、道德規範、價值觀念等。一個國家特有的社會文化環境可能影響人們對風險的態度以及對所面臨風險的管理措施，從而對壽險需求產生影響。觀念習俗等方面的因素多通過對消費者需求偏好的改變來影響需求。這些影響因素內容十分廣泛。
保險的基本功能是分散風險，提供保障，但不同文化意識下，保險需求差異較大。在東亞一些國家，由於居民崇尚勤儉和傾向較安定生活的文化意識，通常把保險看作儲蓄保障工具。而同處在亞洲的一些中東國家居民，由於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保險被認為是不合適的，因此需求極小。西方國家居民由於祟尚個人自由和注重自我救濟等價值取向，對保險需求較大。
不同文化程度者對風險和保險的認識不同，保險的平均購買份數也不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保險需求越旺盛，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人對人壽保險需求敏感度較高，而迷信、愚昧的人可能相信神靈保佑，卻不相信風險的客觀存在，祈求神靈保佑則是其主要的風險管理辦法。此外，在一個大的文化之中可能包括一些較小的亞文化羣，不同亞文化羣的人雖同屬一種文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如不同職業的人其保險需求不一樣。從事危險工作的人們，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人身意外保險。來自相同的亞文化羣體、相同的社會階層甚至同一職業，但有不同的生活習俗的人也有着不同的保險需求。
二、影響個人壽險需求的主觀因素
因為人們會面臨着疾病、意外傷害、衰老等死得太早，或者活得太久的風險，從而帶來經濟收入的不確定性。這不僅會構成家庭或個人較為嚴重的經濟負擔，而且還可能增加個人或家庭生活的精神和心理壓力。
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通過保險安排可使可能的經濟收入下降或損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補償，使個人心理得到安慰，實現安全保障。而獲得的保險商品消費效用，也會強化人們的風險和保險意識。因此，在其它因素不考慮時，影響和決定保險需求的，是由人們對人壽保險消費需求心理所決定的。
(一)從風險意識看壽險需求的行為心理
儘管心理學發現每個人的風險偏好空間曲線的形態基本相同，但是會在不同的風險程度上達到風險偏好函數的頂點，即不同人需要不同的風險刺激。一些人只需較低的風險水平就能達到其風險偏好需求，而另一些人則需較高風險水平才能達到匹配的風險程度，顯然後一部分人要比前者對風險的意識更趨冒險性。阿羅把人們對風險的態度分為好冒風險的“冒險型”、迴避風險的“避險型”、漠視風險的“中性”。正是由於對風險的不同意識，才導致購買保險也分為偏愛、肯定、冷淡和拒絕等幾種消費意識和行為，從而影響保險需求。進一步看，人們對風險的不同意識取決於每個人的人格心理結構，個人的心理結構是思維和性格傾向的成份組成在每個人身上表現的程度不同，從而形成人們面臨同樣風險時具有不同的心理和行為特徵，這些行為特徵實際上就是個人的風險決策。比如，攻擊性和表現欲強烈的人對風險意識是好冒風險的，這些人對風險的可接受水平比一般人高，認為在低風險的決策中取勝的機會與一般人差不多，而傾向於冒更高的風險，才能感到心理愉悦。
其次，人們對風險的意識也取決於前述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環境的心理積澱，實質上是這些背景和外部環境下的社會心理因素對個人人格心理結構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構成人格心理結構的過程是從社會定向的性格向個人定向的性格演變。比如由於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中國人民深受封建制度的剝削和壓迫，傳統的社會倫理，文化中的儒家訓誡等等，使中國人的意志偏於過分的自抑、忍耐和保守，因此中國人對風險的意識大多數屬於“避險性”。而美國人開放，敢於抗爭和冒險等等，他們對風險的意識與中國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另外，人們厭惡風險的假設是保險的潛在需求的主觀前提，這是基於保險是以一個小量的確定的損失(保費)代替一個大量的不確定的損失。當保費等於損失期望時，選擇保險的人屬於風險中性者；當保費大於損失期望時，選擇投保的人屬於風險厭惡者。而一般公司收取的保費除用於損失補償外還要提留公司利潤和費用，因此，可以粗略地認為保費大於損失期望(這裏我們忽略公司的投資所得，或者假設個人投資收益率與公司投資收益率相等)。所以，認為有保險需求的人一定是一位風險厭惡者。而風險喜好者，寧願選擇承受大量的不確定性的損失，甚至主動製造風險，如賭博。而保險的有效需求，其產生的基礎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原始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飽暖尚不能滿足，則不會有剩餘社會產品用於補償損失。因此，即使人們有風險意識，保險的潛在需求也不能轉化為保險的有效需求。總之，人們越是厭惡風險的存在，越希望穩健的經營和安定的生活，保險的潛在需求就越強烈；相反，若越喜歡投機，喜歡刺激，往往保險的潛在需求越小。
此時，很難衡量某個因素與需求的量化關係。因此，在研究影響保險需求的因素時，即使該因素是影響保險的潛在需求，也只能通過研究其影響潛在需求心理行為而得到對有效需求量行為結果的影響。當然，通過排除經濟因素的影響後，可估計其對潛在需求心理的影響力，而對保險的有效需求行為結果，可用保費收入作為衡量指標，則很容易研究保險有效需求行為結果與其影響因素間的數量關係。
(二)從保險意識看壽險需求的行為心理
風險的客觀存在和人們厭惡風險的心理行為決定了保險潛在需求的存在。風險的存在是保險潛在需求的客觀前提，人們厭惡風險的假設是保險潛在需求的主觀前提。潛在需求是不以知不知道、願不願意或能不能夠通過保險手段來化解風險為基礎的，而是以風險的客觀存在和人們對風險的意識與評價為基礎的，保險意識則是將保險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的動力之一。由於一些條件的限制，使得一些人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要用保險來化解風險，但其自身對保險的潛在需求仍然是客觀存在的，此時其較低的保險意識就成為了阻礙保險潛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轉化的一個因素。
一般來説，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影響着人們對風險認識、預測和處理的水平，決定着人們是否有用保險手段來化解風險的意識與行為。當然，由於保險消費者社會地位、經濟基礎、文化背景不同，對壽險需求的行為表現也相應不同，在需求心理行為上的差異也很大，根據需求心理行為表現的差異可將個人投保人分為三大類。
1.滿足基本需求的心理行為表現
特徵是交費相對較低，獲得保障為主，希望保險手續簡便、交費方便可靠、理賠容易迅速。這類尋求基本利益的投保人與保險公司打交道時，對保險服務的需求是被動接受的，只要方便、規範、高效就行。這類投保人約佔總數的70%。
2.滿足較高層次需求的心理行為表現
特徵是投保人有一定社會地位，個人收入和文化修養都達到了一定水平，比較理智，希望提供良好的服務。因此，這類投保人在滿足其基本需求的情況下，對險種搭配的靈活性，保障範圍的適用性有明顯的需求偏好，對保險的服務行為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他們對保險服務的需求介於被動與主動之間。這類投保人約佔總數的20%。
3.滿足高層次需求的心理行為表現
由於他們事業有成，收入頗豐，保險意識強，對個性化服務較重視，保險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需要保險、證券、銀行、信託等到綜合金融服務，對保險服務十分挑剔，特別需要綜合-的保險產品組合設計服務，強調自我，要求優質服務和保密要求，屬於主動型投保人。這類投保人約佔總數的10%。
(三)從心理預期看壽險需求的行為心理
保險產品是為解決投保人未來不確定性風險設計的，因此，對未來面臨怎樣的風險的預期就直接影響到其保險行為心理。如保險需求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則取決於消費者對價格變動的預見性。當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不良時，對當期的壽險產品購買會增加；反之，則會減少對當期壽險產品的購買。在實際中，保險價值通常是以保險標的在保單生效時的市場價值或賬面價值確定的。在通貨膨脹情況下，保險標的市場價值會隨價格的上升而上升，使原先足額保險成為不足額保險。被保險人對價格上漲的滯後反映可能使其不能及時增加投保，從而使保險的有效需求下降。這在一些長期性壽險尤為突出。另外，通貨膨脹常使消費者陷入某種“貨幣錯覺”之中，消費者會發現收入增長更快於價格的增長，以至於在消費者看來通貨膨脹似乎表現為工資相對於價格來説提高了，消費者的商品和服務(包括保險)的消費水平將會提高，反之亦然。一般來説，大的投保部門，如團體壽險，由於熟知經濟形勢而較少發生貨幣錯覺。但一些小的消息不靈通的家庭個人投保人，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當然，通貨膨脹的預期還可能對消費者的心理造成影響，會強化人的風險意識，尤其對那些拿固定工資收入者，往往對工資會繼續受到通貨膨脹的侵蝕，或對未來社會保險所保障的最低生活費收入的購買力感到擔憂。風險感受的增強會促進消費者對保險的購買需求，尤其是某些能夠部分抵消通貨膨脹風險的保險商品，如可分紅的年金保險，與消費指數掛鈎的年金保險等，將得到特別歡迎。
摘要：金融自由化導致混業經營趨勢加劇，推動了兼具儲蓄、投資、理財和保障等多種功能的壽險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引發了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信託市場和保險市場間的互動，影響壽險需求
關鍵詞：個人壽險需求，影響因素，綜合經營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