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月有感》賞析

《望月有感》是白居易的思想代表作之一。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望月有感》賞析。希望大家喜歡。

望月有感

朝代：唐代

作者：白居易

原文：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樑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譯文

自從河南地區經歷戰亂，關內一帶漕運受阻致使饑荒四起，我們兄弟也因此流離失散，各自在一處。因為看到月亮而有所感觸，便隨性寫成詩一首來記錄感想，寄給在浮樑的大哥、在於潛的七哥，在烏江的十五哥和在符離、下邽的弟弟妹妹們看。

家業在災年中蕩然一空，兄弟分散各自你西我東。

戰亂過後田園荒蕪寥落，骨肉逃散在異鄉道路中。

弔影傷情好像離羣孤雁，漂泊無蹤如斷根的秋蓬。

同看明月都該傷心落淚，一夜思鄉心情五地相同。

註釋

⑴河南：唐時河南道，轄今河南省大部和山東、江蘇、安徽三省的部分地區。

⑵關內：關內道，轄今陝西大部及甘肅、寧夏、內蒙的部分地區。

⑶阻飢：遭受饑荒等困難。

⑷浮樑大兄：白居易的長兄白幼文，貞元十四、五年(798—799年)間任饒州浮樑(今屬江西景德鎮)主簿。

⑸於潛七兄：白居易叔父白季康的長子，時為於潛(今浙江臨安縣)縣尉。

⑹烏江十五兄：白居易的從兄白逸，時任烏江(今安徽和縣)主簿。

⑺符離：在今安徽宿縣內。白居易的父親在彭城(今江蘇徐州)作官多年，就把家安置在符離。

⑻下邽：縣名，治所在今陝西省渭南縣。白氏祖居曾在此。

⑼時難年荒：指遭受戰亂和災荒。荒，一作“飢”。

⑽世業：祖傳的產業。唐代初年推行授田制度，所授之田分“口分田”和“世業田”，人死後，子孫可以繼承“世業田”。

⑾羈旅：漂泊流浪。

⑿寥落：荒蕪零落。

⒀干戈：古代兩種兵器，此代指戰爭。

⒁弔影：一個人孤身獨處，形影相伴，沒有伴侶。

⒂千里雁：比喻兄弟們相隔千里，皆如孤雁離羣。

⒃辭根：草木離開根部，比喻兄弟們各自背井離鄉。

⒄九秋蓬：深秋時節隨風飄轉的蓬草，古人用來比喻遊子在異鄉漂泊。九秋，秋天。

⒅鄉心：思親戀鄉之心。

⒆五處：即詩題所言五處。

鑑賞

這是一首感情濃郁的抒情詩。全詩意在寫經亂之後，懷念諸位兄弟姊妹。

此詩讀來如聽詩人傾訴自己身受的離亂之苦。在這戰亂饑饉災難深重的年代裏，祖傳的家業蕩然一空，兄弟姊妹拋家失業，羈旅行役，天各一方。回首兵燹後的故鄉田園，一片寥落悽清。破敝的園舍雖在，可是流離失散的同胞骨肉，卻各自奔波在異鄉的道路之中。詩的前兩聯就是從“時難年荒”這一時代的災難起筆，以親身經歷概括出戰亂頻年、家園荒殘、手足離散這一具有典型意義的苦難的現實生活。接着詩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離散各在一方，猶如那分飛千里的孤雁，只能弔影自憐;辭別故鄉流離四方，又多麼像深秋中斷根的蓬草，隨着蕭瑟的西風，飛空而去，飄轉無定。“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兩句，一向為人們所傳誦。詩人不僅以千里孤雁、九秋斷蓬作了形象貼切的比擬，而且以弔影分飛與辭根離散這樣傳神的描述，賦予它們孤苦悽惶的情態，深刻揭示了飽經戰亂的零落之苦。孤單的詩人悽惶中夜深難寐，舉首遙望孤懸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聯想到飄散在各地的兄長弟妹們。他想：如果此時大家都在舉目遙望這輪勾引無限鄉思的明月，也會和自己一樣潸潸淚垂吧!恐怕這一夜之中，流散五處深切思念家園的心，也都會是相同的。詩人在這裏以綿邈真摯的詩思，構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鄉愁的圖景，從而收結全詩，創造出渾樸真淳、引人共鳴的藝術境界。

全詩以白描的手法，採用平易的家常話語，抒寫人們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實情感。清劉熙載在《藝概》中説：“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這首詩不用典故，不事藻繪，語言淺白平實而又意藴精深，情韻動人，堪稱“用常得奇”的佳作。

創作背景

這首詩約作於公元799年秋至800年春之間。其時詩人到符離(今安徽省宿州市)，曾有《亂後過流溝寺》詩，流溝寺即在符離。題中所言“弟妹”，可能和詩人自己均在符離，因此合起來就有五處。公元799年(貞元十五年)春二月，宣武(治所在今河南省開封市)節度使董晉死後部下叛亂。三月，彰義(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縣)節度使吳少誠又叛亂。唐朝廷分遣十六道兵馬去攻打，戰事發生在河南境內。平叛戰爭規模較大，時間亦長。此即詩題所言“河南經亂”。當時南方漕運主要經過河南輸送關內。由於“河南經亂”使得“關內阻飢”。值此人禍天災紛至沓來之際，田園荒蕪，骨肉離散，詩人自不免憂國思親，傷亂悲離。就在這一年秋天，白居易為宣州刺史所貢，第二年春天在長安考中進士，旋即東歸省親。這首詩大約就寫於這一時期。

作者詩歌成就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説：“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説，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説：“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説：“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説：“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敍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敍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敍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説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説、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