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提到徽宗趙佶，人們刻板印象便是“亡國之君”。
在歷代帝王羣像中，徽宗趙佶“治國齊家平天下的”政治實在是不可取的。做皇帝，好似票友一般，倒是在筆墨淵海中獨樹一幟，讓人唏噓扼腕，啼笑皆非。
除卻自創的書法“瘦金體”讓人耳目一新，一改唐朝敦厚戇直體格，其工筆畫的技巧在歷史上也是少有人及，這樣一個藝術發燒友，做人君實在是張冠李戴到了遺憾的地步。
王者之氣往往與陽剛氣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與脂粉氣總是隔着一層。如果説龍庭是鐵打的營盤，皇上是流水的兵，徽宗趙佶這個兵卻也並非一無可取之處。
大概是過分河清海晏，倒是不能看出來執政者的鐵腕，歷史上的趙佶，登基為帝初初掌舵之時，倒也禮賢下士延攬過一部分封疆大吏為宋朝保駕護航。
只是好景不長，宋朝不但是江河日下，連朝廷這艘大船也是斑駁滄桑。
這艘船到了江心補漏的時候，畢竟為時已晚，他知道自己的任何決策與能力都回天乏術，到底別樹一幟，做了一個摒棄野心與報復安常處順的藝術家。
趙先生給人熟知且交口稱譽的，十有八九都是那些富麗堂皇的折枝花卉，或者肥碩到飛不起來的鵪鶉與各種飛禽，這些三礬九染的鳥兒看來多多少少有呆頭呆腦飽暖思淫慾的噱頭。
別人對藝術的品藻是什麼樣子，倒不至於引誘我對號入座，對宋徽宗的畫，我始終覺得，這些飛鳥與鳴禽缺少應該有的靈氣。
宣和畫院設立的時候，趙佶應該是洋洋得意的，他自己應該也是知道，自己的藝術成就非但是承上啟下，而且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社會河清海晏，在龍庭中，大約不乏搖脣鼓舌之人，在這些策士激辯或者渲染中，給了他一種四海昇平的假象。
於是，他開始延攬藝術家，擴充畫院，一霎時教學相長，博採眾長，到也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鬧。雖我們不能穿越回去親眼目睹當時空前的盛況，不過單憑想象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場景。
在這種情況下，他早已經忘記還有人啼飢號寒，還有人公車上書。
所以他的畫，無論是梅花，菖蒲，蘆荻亦或鷓鴣、斑鳩、仙鶴，都少有愁眉苦臉相，一副優哉遊哉目下無塵飽食終日的皇家氣象。
他的詩詞堆金積玉，想必當年這些格調很高的作品創作出來也是不少權貴的擁蠆，百姓是不喜歡這些東西的，粉飾太平的東西，往往如同遮羞布一般，並不被受苦的人喜聞樂見。
不過對藝術的發掘與痴狂，非但沒有讓他停止創作，而且形成了一種流水化、量化的研究，倒也成果喜人。
就今日看來，那些詩詞雖具有不可觸摸的年代感，不過從字裏行間還是可見，創作者是實實在在從錦衣玉食中享受過的'，從趙佶顯存的很多詩詞，可見一斑。
藝術與政治自古以來就並行不悖，甚至是相輔相成的，不過重心要是分不清楚，難免有亡國之虞。
他的詩詞並沒有很多憤世嫉俗的意思，他的書法看來逸興遄飛，他的工筆畫簡直如同一道菜一樣，有肥而不膩的誘惑！綜上所述，從這個視角的確是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個很具有藝術審美觀的帝王。
雖歷史上很多皇上也流傳下為數不多且碩果僅存的一些詩文與筆墨丹青，但是如同趙先生這般高產的藝術家實在是不多見。
宣和畫院不光光是培養出來他本人這個名副其實的藝術家，更兼張擇端、李唐與王希孟這些藝術造詣很高的人，別的且不説，《清明上河圖》是人盡皆知的藝術珍品。
在我幼年的藝術啟蒙中，《清明上河圖》實在是首屈一指的映像，虹橋卧波，三檐四簇，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原來宋朝的汴京是這樣的。
那時候並不清楚張擇端是趙佶的得意門生。或者，歷史上，在藝術研討發展中他們平起平坐，不過畢竟官大一級壓死人。
就做人的道德與禮貌而言，張擇端是不得不尊稱宋徽宗這樣一位前輩為老師的，他們在一起互相切磋，研究與創新技法。張擇端存世作品並不多，不過《清明上河圖》實在是中華藝術史上濃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筆。
早已遠超“可圈可點”的範疇。
説趙佶有脂粉氣，實在沒有冤枉這個傢伙。
當時的北宋除了水滸英雄強敵環伺，欲南面為王虎視眈眈外，尚且有很多不明身份的草寇作祟，他或者早已經心餘力絀，或者遲早知道這後來邦國殄瘁的一天。過早的將那“居安思危”的警鈴給摘落了下來。
朝政是需要精耕細作的土地，倘不全心全意耕耘，怎會有收穫？徽宗趙佶並不是一個知人善任之人，這原本很好的土地後來成為荒郊野嶺，長滿長林豐草，倒也與趙佶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政權上，他並沒有翻雲覆雨的能耐與真知灼見的本領，於是，“靖康之變”就如同勢不可擋的颶風一樣。氣吞萬里如虎的金軍兵臨城下，他不思何以攻打來勢洶洶的敵人，居然在李綱等人的慫恿之下，將自己的帝位禪讓給年幼的趙桓。
這樣的舉措簡直在悲劇性的歷史變更中，塗抹上了一層滑稽的色彩。
我敢説，金兵不立即將趙佶與趙桓明正典刑，並不是欣賞他的丹青妙筆，而是勝利者對失敗者必然的嘲弄與折磨，這折磨是多歷年所的，以至於讓他最後鬱鬱而終。
文萃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