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蓓
報載，沿襲多年的語文教材終於將有較大的改動了，作為一名在語文教學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的教師，聞訊之後自然大感欣喜，雖然也暗覺改革的步伐稍稍慢了些。
入選語文教材的文章，除了思想健康、政治正確之類硬指標外，在文章作法上自然也應有明顯的高人一等之處，以體現並尊重語文課程的純粹性，切切實實提高學生語文水平。所謂“高人一等”之處，小而言之包括遣詞造句，謀篇佈局，起承轉合等基礎環節沒有絲毫可挑剔之處，大而言之還須包括文筆生動，邏輯嚴明，表達新奇等屬於文章境界的高級範疇。這要求並不過分，因為它們本來就是萬里挑一的作品，自然應體現國語文章的精華。然而，遺憾的是，上面這些本屬題中應有之義的要求，以往的語文教材並不能完全做到。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因循守舊的傳統勢力，意識形態中種種陳舊的、“左”的思想的侵襲，要承擔相當大的責任，它們在把語文教材的政治功能提高到驚人高度的同時，也使語文作為一門課程的純粹性、獨特性、審美性受到侵害。説來真是荒誕，教材中的有些“範文”，甚至連最起碼的“文從字順”、“條理清晰”都做不到，結果，不僅給教師上課製造了相當大的障礙，也直接損害了學生對語文的理解，間接損害了他們的學習積極性。茲舉例説明。
成人中等學校高中《語文》課本的開卷篇，是郭沫若先生的《梅園新村之行》，顯然有範文中之範文的意思。文章記敍了國共和談時，作者前往梅園新村周公館拜訪周恩來的經過，反映了周恩來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不顧個人安危，為和平事業獻身的精神。只是，細讀全篇，總覺得作者是在隨手塗抹，敷衍成文，下面是文章的最後一段：
借了辦事處的一輛吉普車，我們先去拜訪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黨的代表們，恰巧，兩處都不在家，我們便回到了中央飯店。
“我們先去拜訪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黨的代表們”中，有二錯，首先“先”字用得沒道理，先去拜訪了莫德惠和青年黨的代表們，接着又去拜訪了誰？讓人心生疑竇。其次“了”字多餘，既然沒有見到被訪者，就不必用“了”來表示該過程的完成。另外，“恰巧”也下得不是地方，如果事先沒有預約，瞎闖了去，卻遇見了被訪者，心裏高興，可以説是巧遇，用“恰巧”一詞合情合理；如果沒有碰見，必生惋惜之情，當然要用“不巧”才能達意，除非作者潛意識裏並不想見到他們，訪而未遇，反而暗自慶幸，可是這一層意思文中並未暗示，我不敢胡亂會意。最後“回到”一詞更讓人摸不着頭腦，作者和周恩來明明是從周公館出發，怎麼能説是回到了中央飯店，何況“中央飯店”在前文又一無所見。如果嚴謹一點，“兩處都不在家”也頗可斟酌，一處指莫德惠家，另一處指青年黨代表們所在的地方，説成“兩處都不在家”，難道青年黨的代表們都出自一個家庭？青年黨豈不成了兄弟父子黨？這“家”字用得莽撞。總共49個字，除起首11字外，其餘分句都不夠嚴密，實在遺憾。再看這一節：
客廳也很小巧，沒有什麼裝飾。除掉好些梭發椅之外，正中一個小圓桌，陳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這文石的寧靜，明朗，堅實，無我，似乎也就象徵着主人的精神。
為了表明對周恩來的敬佩，作者賦予一盆雨花石如此非凡的人格力量，突兀是突兀了些，考慮到其情難抑，原也不必挑剔。可是，正處於模仿階段的學生難免亦步亦趨，加以初中所學《白楊禮讚》的影響，但凡寫景寫物，筆下景物必偉大不凡：小魚小蝦，捨身忘我；太陽月亮，大公無私；閒花野草，執着頑強。也難怪，郭沫若可以這麼寫，學風老實的孩子就寫不得了嗎？至於有着美妙花紋的文石究竟與“無我”何涉，也就難與君説了。可以推想，如果周恩來辦公桌上放的是一缸游魚或一盆文竹，郭沫若必然另有一番驚人之論。
郭沫若的學術成就和文學才華固然無可置疑，但這並不意味着他的任何一篇應景之作都可以作為範文入選中學教材（何況晚年的郭沫若承認：曾寫過大量愧悔不迭的應景文字）。將郭老如此草率的文章放入教材，不僅對學生無甚幫助，對郭老也談不上敬意。
教材中還有不少文筆粗疏，顧此失彼甚至邏輯混亂的文章，真不明白教材編選者依照何種眼光把它們選入。再以巴人先生《況鐘的筆》為例。作者由崑劇《十五貫》中監斬官況鍾在點硃砂筆時的三起三落，讚揚了在位者辦案的認真負責精神，引出對現實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的批判。況鐘的筆，是一種權力的象徵，本文所要議論的`主題是如何正確使用這種權力，然而，課文在開門見山之後，筆鋒一轉，從倉頡造字、蒙恬造筆一路寫來，大談各色人等都要用筆以及筆的種種不同。這種遊離於主題的閒筆，出現在鴻篇鉅製中未嘗不可，只要它是有趣的，智性的，可是在千字文中用九分之一的篇幅去玩這樣的閒情，則顯然過分了。更何況，這一段文字非但未見得有何風趣博學，倒是劈頭就有一處杜撰的成語，可供學生作“咬文嚼字”的大好素材。原文是：
自從倉頡造字、蒙恬造筆以來，凡是略識“之乎”的人，都是要用用筆的。
明眼人一望可知，作者露餡了。漢語中形容識字不多的成語，原有“略識之無”備用，典出唐白居易《與元九書》。白居易自述出生才六、七個月時，乳母就教他認識了“之”“無”二字。當然，高明之士為避“死在句下”，原也喜歡對成語作創造性使用，讀者不必盡視如杜撰。但巴人此處的“略識‘之乎’”，卻實在看不出有何創造之舉，何況“之乎”還加了引號，顯出一副事出有據的樣子。結果，我們只能認為他一時不察，掉錯了書袋。附帶提一下，在註解和教學參考書中，關於“略識‘之乎’”，沒有絲毫説明和澄清，正應了錢鍾書先生的一句批評：當注時不注，不應注時亂加註。
再推敲《況鐘的筆》的遣詞造句，屬於言語乏味，空疏虛無的，似也不在少數。比如：
況鐘的筆就處在主觀主義者過於執 和官僚主義者周忱的兩支筆鋒夾攻之間了。他要在這兩支筆鋒夾攻之間，殺出一條真理的路來，實在是需要有大勇氣、大智慧的。
余光中在談到鑑別文章優劣時曾經説過：“文筆有毛病就像氣管有毛病，忍不了多久一定要咳出來的。文筆如果不好，內容能好到哪裏去呢？”作者不講究遣詞造句，加以境界拔得太高，文字全在雲頭裏，難以落到實處，又滿是殺伐之氣，不免流俗。
除了文筆粗疏，胡亂拔高境界這兩處為文大忌外，在文章結構上作者的毛病也正不少，寫到關鍵處有時竟然説了前言忘後語，全無頭緒起來。文章倒數第二段，作者這樣開頭：
但況鐘的用筆是很不容易的，首先，這支硃砂筆必須點中真正的殺人犯，那才能為社會除掉壞人……
下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直看到文章結束，也找不到“首先”之後必須緊跟的“其次”，更別提這種情況下通常還會出現的“第三”了。如此疏於經營、漏洞百出的文章也能成為範文，苦不堪言的老師和學生真的只能徒呼奈何了。範文之“範”，兼具“典範”和“示範”之意，只有文章無愧於典範之名，才當得起對學生的示範之實。面對這類下筆千字，離題萬里的文章，我不知道學生究竟會得到何種示範。
語文教材中的範文，最突出的毛病，我以為是陳詞濫調的大面積氾濫。《漫談事業心》即為一例：
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偉大理想。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則是我們幾代人的共同大業。……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要通過各行各業、各種具體事業的協調發展才能完成的。這就要求從事各種工作的人，都能熱愛自己的事業，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優秀的成績。……做任何工作都應該有事業心，也都能夠做出一番事業。一枚鈕釦，該是平凡的。賣鈕釦的工作，當然也不是驚天動地的。……要成就一點事業，沒有堅韌不拔的意志是不行的。……要成就一點事業，仍然要含辛茹苦，仍然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和獻身精神。
一面説“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一面卻充滿了“空洞的口號”。這類口號的典型特徵是：每一句話都大到極點，正確到極點，然而看遍字裏字外，卻見不到一絲獨特感受或經驗體會。言之無物竟至於此，面對文中的荒唐語句（如“一枚鈕釦，該是平凡的”），人們早已沒有興趣再去追究了。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不少文人腹乏詩書，氣質粗鄙，言語無味，趣味寡淡，個別的甚至文理不通，常識匱乏，根本沒資格被稱為作家，誰知偏偏還被選進神聖的教材裏，真可謂瓦釜雷鳴，鵲巢鳩佔。希望學生們學了這類文章而能少説空話，多做實事，無異與虎謀皮。有道是“上行下效”，學生們在課堂上與這種“假大空”的範文打夠了十年交道，難免不會形成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人格特徵。這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
可以慶幸的是，語文教材終於開始全面改革了。雖然還沒有看到，但希望到手的範文能名至實歸，真正現出一派珠玉紛呈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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